对比于大唐和五代的藩镇之乱，不得不说太祖赵匡胤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杯酒释兵权”的出现，等同于用怀柔手段剥夺功臣、宿将的军职，随后对武将依旧倍加防范。

太祖太宗时期对于开国武将或许还有较大依赖，重文抑武至少不是特别明显。

而到了守真宗仁宗时期，此时江山稳固，且君王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便更多依赖文臣施政。

由此便出现了以科举出身为主的文官崛起。

并一跃成为朝堂政治的统治力量，且代代相传。

“澶渊之盟”后对辽战争的结束，大宋边防压力缓解，迎来了极长时间的稳定。

随之而来的便是文臣以州府长官兼管驻军的方式不断增加。

文臣兼管武备，由此说明大宋以文驭武规则已正式产生，也反映出统治大宋朝堂已然突破了武将掌军的传统。

到了仁宗时期，文官士大夫主政的朝堂格局更为鲜明，朝廷各方面的重要职责已皆由文臣承担。

文臣的地位此时在大宋可谓是盛极一时，相权对于皇权的制衡也是极为夸张。

因而在仁宗朝时期，皇帝的诸多想法难以得到真正实施。

继而出现了皇权、相权甚至台谏这三权分立之势，于朝堂而言便是效率低下，最终难有作为。

以文驭武？

或许这是开国前几代君王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却着实不符合当下的时宜。

毕竟以文驭武也好，重文抑武也罢，对于任何朝廷而言都失去了文治武功的平衡。

文武之道本就是一张一弛，文可安邦武可定国，不可偏废。

赵构正是看清楚了这样的弊端，才当着众人推翻祖宗之法。

而眼下又正是北伐之际，如若不给武将正名，恐大战之时无权威可言。

“自真宗朝以来，朝廷便是推行“为与士大夫治天下。”然朕以为应是“与忠臣良将治天下。””

赵构这番话便是向众人道出了一个事实，纠正前代君王们一直奉行的重文策略，转而朝着平衡的方式进行。

对于王朝或者皇帝而言，忠心是排在第一位的，能力是排在第二位的。

因此只要是忠臣良将，不管是文是武，能够为国分忧便可。

仁宗真宗时期，文臣基本掌握了国家各个方面的主导权。

文臣成为枢密院的领导者，承担朝廷军务机要与决策。

文臣成为台谏的领导者，担负朝堂的风纪与整肃。

文臣成为中书门下的领导者，承担着朝廷的行政事宜。

而其恶果便是导致军国决策的保守与消极，制度僵化效率低下，并且形成结党从而祸乱朝纲。

“官家英明，臣等定当竭尽全力，为大宋赴汤滔火！”

赵构的这些话再次让众人感动，于是异口同声回应道。

赵构望着吴璘和虞允文动情的说道：“西线不比中原，地貌崎岖不平且西夏虎视眈眈，两位爱卿不可掉以轻心才是。”

其实他非常清楚西线的难处，不单单地形复杂，所处的区域也也是非常复杂。

西北自古就是众多游牧民族的聚居之地，匈奴、鲜卑、回纥、突厥、沙陀、党项等等都曾经活跃于此。

这些民族也建立过强大的政权来对抗中原王朝，有些甚至是眼中钉肉中刺。

但是许多都在一轮又一轮的征战中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而中原汉王朝却能够一直屹立在中原大地。

但是对于此时的大宋而言，西北最大的对手便是西夏。

虽说派遣胡铨出使西夏，以期通过安抚之策来阻止其援助金国。

然而局势的发展很难预判，一旦西夏发现大宋灭金的动机，出于唇亡齿寒的心理援金是必然趋势。

因此川陕军不仅仅要北上西进，还要阻挡西夏，可见二人身上的重担。

“请官家放心，西线必定能为全局助力，绝对不拖后腿！”

吴璘作为西线主帅，自然要向官家表明心迹，以彰显北伐担当大任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