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对于宦官五侯的抑制，只是为了强化皇权，并不想清除，故而对他们稍加抑制后，还由他们掌握大权。而新被重用的宦官在上台后，也同样残暴专横，鱼肉人民。中常侍候览贪侈奢纵，前后竟强夺民田118顷，住宅318所，并模仿皇宫修建大规模住宅16区，都有楼阁、池塘、苑园。另一方面，由于宦官专权，他们的爪牙被安插到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机构，选举不实的情况也更为严重。

统治阶级奢侈成风外加边疆战火又起导致国库空虚。为解决财政赤字，汉桓帝一方面对农民加征赋税，如延熹八年令郡国有田者每市交10钱为税；另一方面也采取一些应急措施，主要就是减借百官俸禄，借王、侯国租税和卖官鬻爵。

刘志的卖官鬻爵是从延熹四年（公元161年）开始实行的。这年零吾羌和先零羌等少数民族起义，战火波及到三辅（今陕西省中部）地区，刘志为了减轻国库的财政支出，就下诏减发公卿百官的俸禄，借贷王、侯的一半租税，同时下令以不同价钱卖关内侯、虎贲郎、羽林郎、缇骑营士和五大夫等官爵。卖官鬻爵影响极坏，不仅让贪污合法化，直接败坏了吏治，而且贪官污吏的搜刮也加重了人民负担，并为灵帝时更大规模的卖官鬻爵开了先河。

刘志经历过没有实权的痛苦，因此一旦大权在握，桓帝就将其牢牢的抓住，不肯轻易放开。为了保证权力最大限度的掌握在自己手里，桓帝尽可能的使用所谓的“旧故恩私”，其中最得桓帝信任和器重的，就是宦官。桓帝重用宦官，不仅因为宦官在他夺取实权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更重要的是，宦官的一切权势都直接来自皇帝，而不是他们的背景。

因此，相对于拥有强大的自身实力的外戚和士大夫，刘志更愿意使用宦官，如果宦官不令他满意，他可以随时换掉他们，而不必顾及他们的“家族背景”和“地方声望”。而在信任和重用宦官的同时，刘志对于在历次事件中都没有发挥任何实质作用的士大夫们，持一种极度的不信任的态度。其实也难怪桓帝不信任士大夫，他们也确实拿不出像样的成绩让桓帝信服。

梁冀专权的时候，除了李固等少数几人对梁冀进行了失败的抵抗之外，绝大多数朝臣，都充当了梁冀的走狗。以至于在清除梁冀的余党后朝廷竟然为之一空。因此桓帝认为，士大夫是最靠不住的一群人，他们要么当叛徒，要么当烈士，总之他们干不成任何有实际意义的事情。这样一来危及到外戚和士大夫们的权益。

而以权谋私、卖官鬻爵等各种弊政使刘志时期的朝政糟糕至极。为了维护东汉王朝，也为了自己的政治出路，一部分正直的官吏、太学生及郡国士人就联合起来发起“清议”。他们议论政治，品评人物，在舆论上对宦官集团进行猛烈抨击。同时一些比较开明的官吏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也着手打击宦官势力。

最先发难的是南阳太守成晋逮捕了与宦官关系很好的当地富商张汜，结果正遇上刘志宣布大赦，而成晋为了打击宦官，竟置朝廷法律于不顾，不仅杀了张汜本人，还杀了张的宗族以及宾客200多人，然后成晋才以英雄者的姿态向桓帝上奏。几乎在同一时期，同样性质的案件也发生在汝南。汝南太守刘质逮捕了小黄门赵津，然后也是不顾朝廷的赦令，先将赵津拷打至死，然后才向朝廷上报。

这两件大案从表面上看，有两大特点，首先两位太守的行为是非法的，其次是这两次案件的处理对象，确实犯有大罪。而究其根本，则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两案的当事人，都从属于宦官势力集团。所以这两个案件本质上，就是士大夫集团，打着正义的旗号，以牺牲法律的尊严为代价，打击宦官集团。士大夫们发起的这次“攻击”，从最表层看，是正义的，至少是符合儒家思想中的正义的;但从深层看，是非法的，是对朝廷赦令的无然无视;而从本质上看，就是一次政治斗争。

既然是斗争，而且士大夫们已经“非法”在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