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七年[1270年]，元世祖忽必烈在大理原境置云南行省，加强了中国对西南边陲的统治。

行省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云南社会的稳定和繁荣，这在云南平章赛典赤及其子为政期间均可找到记载。大德[1297-1307年]以后，行省的权力受到坐镇云南的梁王、云南王及大理总管段氏的牵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日益激化。

在云南封王，始于忽哥赤，但在至元八年[1271年]被部下毒死，其子也先帖木儿袭封云南王。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忽必烈又封皇孙甘麻剌为梁王，位在云南王之上。至元三十年[1293年]，甘麻剌子松山袭封梁王。至大元年[1308年]，也先帖木儿离开云南，为梁王发展自己的势力创造了条件。

元廷也曾意识到梁王势大难制，想设法把他调离云南。但英宗即位后，又将云南王转封给松山的儿子王禅。由于松山与泰定帝均为甘麻剌之子，泰定帝一登基便将云南王晋升为梁王，同时赐封王禅的儿子帖木儿不花为云南王，这样云南王和梁王的王位全落到王禅一家手里，不仅在云南实力大增，还成为泰定帝的朝中要人。

致和元年[1328年]，泰定帝死，以倒剌沙为代表的甘麻剌系和以燕帖木儿为代表的海山系展开了激烈的地位争夺战，最终以甘麻剌系失败而告终，王禅赐死。但他在云南培植的势力犹存，从天历二年[1329年]开始，其亲信诸王秃坚不花、伯忽等由推诿、借故不入朝到公开叛乱。

在他们的诱胁下，各彝族土司也积极响应。在云南诸王和各少数民族的联合反抗下，给元王朝在云南的统治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当然，云南诸王对彝族各土司的诱胁还只是表明现象，而封建领主制与地主制之间的矛盾才是斗争的主要焦点。乌撒、乌蒙、东川、芒部等彝族地区特别是处在交通沿线地区经过唐宋时期的发展，其经济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已向封建领主制阶段过渡。元朝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行省后，加强了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在行省之下设置宣慰司，宣慰司之下又设安抚司、宣抚司和诏讨司，尽管带有明显的征讨和镇守的性质，但因任命少数民族为土官，借助他们的势力来统治当地各民族，这加强了行省和地方的沟通，客观上为这些地区的发展创造了某些条件。

随着经济、文化的进步，朝廷逐渐加强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地主经济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边缘地带不断增长，这无疑限制了土官势力的扩展，双方矛盾激化，致使兵戎相见。缘于此，在诸王秃坚及伯忽的号召下，各彝族土官云集响应，展开了反抗元朝廷的激烈抗争。

蒙元时期，统治阶级由于把文化水准较高的汉族文人排斥在政权的要路之外，使其社会基础非常狭窄和脆弱，而民族偏见和歧视又造成元朝统治者始终把蒙古贵族放在最高地位，对汉人及南人等级压迫极为严重，形成孤立而缺少革新的局面，进一步加深了民族矛盾。

更为重要的是，在封建体制下，吏治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吏的素质，同时也依赖法令的完善和执行时的严驰与否。由于元朝统治者固有的民族偏见，他们均从民族特权和严加防范的基本政策出发，使蒙古人、色目人占据各地要津，然而他们中很大部分人不熟汉语，不通文墨，多靠差印、画押来处理公务。因此愈是缺少文化的权贵愈易腐败，特别是到元朝后期，贪污横行，民间歌谣称:“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官吏黑漆皮灯笼，奉使来时添一重。”加之成宗后，皇帝更换频繁，宫廷内部争斗不断，厚赐诸王、滥发纸币，又使财政枯竭，正如至顺元年七月中书省臣言:“近岁帑廪虚空，其费有五:曰赏赐，曰作佛事，曰创置衙门，曰滥冒支请，曰续增卫士鹰坊。”时人针砭时弊地指出:“今天下郡邑被灾者众，国家经费若此之繁，帑藏空虚，生民凋瘵，此政更新百废之时。宜遵世祖成宪，汰冗滥蚕食之人，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