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皇祐七年的枢密院奏章：“开宝之籍总三十七万八千，而禁军马步十九万三千，天禧之籍总九十一万二千，而禁军马步四十三万二千。庆历之籍一百二十万九千，而禁军马步八十二万六千。”

由这份枢密院奏章的数字可以看出，从开宝年间到庆历年间，约八十余年，军士数量增加近一百万，增至原来的四倍。由此可观宋代冗兵之多。

如此庞大的军队，军费的开支则是一笔巨款了。各朝都为此感到不堪重负，其中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也有针对冗兵这一难题的针对性的改革，但最后因为整体变法的失败而告终。

不过中广核冗兵也是存在一定历史原因的。

北宋建国初期，定都开封，在地理位置上，开封地处平原，缺乏天然防线优势，无山川可恃。北有辽金威胁，西有夏威胁。因而，国都开封不得不需要大量的禁军以守卫。国都地理位置上的缺陷，造成了北宋在国防策略上以防守为主，也造成了京师屯兵。

五代十国军权争乱，各方割据。宋太祖亦是‘黄袍加身，陈桥兵变’起义。因而宋代为了防止五代十国时期的局面，严格控制军权。宋太祖赵匡胤，在建国之初便有‘杯酒释兵权’之举。

同时，宋承唐制，沿袭募兵制。宋代的募兵政策，使得宋代军队来源广泛，其中之一便是“招募饥民以补本城，或以有罪配隶给役。

宋太祖赵匡胤曾言，可以利百代者，惟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也就是宋政府在地方发生灾荒时，采取的手段是招募灾民为兵，以缓解阶级矛盾。这样大规模招募的士兵，其中不乏充数者，这造成了宋代军队人数庞大，但实际效用不高。

宋军队服役期限亦是造成宋代冗兵现象的原因之一。史书曾记载：募兵终身在营伍，自二十以上至衰老，其间四十余年，实际可用者至多不过二十年。即使军队服役是终身制，但其衰老后年岁皆由国家供养，军队招募士兵却不淘汰，造成了军队数量只增不减。

所以，要解决这冗兵的问题的确不容易。这要从整个宋朝的军事体系上入手，到时候裁减军队的规模是势在必行的。

至于冗官，宋代官员数量极大，也指官员人浮于事，机构臃肿。据记载，宋代官员数量在宋太祖年间约三四千人，至太宗年间已达到八九千人。而再至南宋孝宗年间，官员数量竟达三万余人。

正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提及，宋开国时，设官分职，尚有定数，其后荐辟之广，恩荫之滥，杂流之猥，祠禄之多，日益月添，遂至不可纪极。

宋代官员之冗，时人也有所察觉，包拯曾对冗官现象作出言论。设官浸多，未有如本朝繁冗甚至也。即便不断有士大夫谏言方今之患，在乎官冗，统治者意多次裁官，但冗官现象依然是宋王朝长久以来的一大弊病。

冗官之因在宋王朝创立之初就已埋下了伏笔。

宋朝统一，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军阀争权、各方割据战乱的局面，但也同时继承了各国繁杂的官吏队伍。可以说宋初的冗官之因在于统一战争的遗留问题。而同时宋太祖陈桥兵变，自上而下取得政权，为防止唐模朋党之争，夺权之变，宋开始分设官职，以制衡与巩固政权。

宋朝开朝后依旧沿袭唐代的三省六部制又创新三寺九监以补充和制衡。统治者为了高度集权，尽力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机构，实行官、职、差分离制度直接导致了官职分离机构庞大，从而造成了严重的冗官现象。

要想弄清楚宋代冗官之因，不得不提的便是宋代的入仕途径。隋开创科举制以来，改变了平民阶层无法入仕的现象。宋在隋的基础上对科举制进行改革和发展，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科举立法。但也因此增加了科举的名额，史料记载，宋太宗在位二十二年间，进士一科取人近万。

宋王朝恩施一部分高官子弟不经科考或其他选拔程序可以凭借父辈的功勋直接为官，这便是封建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