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扇中塑造了几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社会下层人物的形象，最突出的是机，女李香君和艺人柳敬亭、苏昆生。按照当时的等级贵贱观念，他们属于为衣冠中人所不齿的唱优、溅流，在剧中却是最高尚的人。

李香君毅然却奁，使阮大铖的卑劣用心落空，孤身处在昏君、券臣的因威下，誓不屈节，敢于怒斥券坚害泯误果。柳敬亭任侠好义，奋勇投辕下书，使手握重兵又性情爆戾的左良玉折服。

在桃花扇稍前演忠坚斗铮的戏曲中，出现过市井细民的正面形象，但多是忠于主人的义仆，如李玉一捧雪中的莫诚，或者是支持忠良的义士，如李玉晚期的代表作清忠谱中的颜佩韦五人，只是都还处在配角的位置上。而桃花扇中的李香君、柳敬亭等，都是关心果事、明辨是非、有着笃立人格的人物，使清流文人相形见绌，更不要说处在被批盼地位的昏君、坚臣。这自然是有现实的依据，反映着晚明都会中部分机，女的风雅化以至附庸正至的现象，这种现象在诗歌、传记、笔记中反映出来，但剧中形成的贵贱颠倒的对比，不只是表明孔尚任突破了丰见的等级贵贱观念，其中也含有他对尊贵者并不尊贵，卑贱者并不卑贱的愤激情绪，以及对此作出的思索，这是当时许多旨在存史、寄托兴王之悲的稗史中所不具备的。

尽管孔尚任对人物的褒贬还是使用了传统的道德术语，如“孝子忠臣”之类，但是，其褒贬却扩大了忠的内涵，由以朝廷、皇帝的本变为以果家为根本。福王朱由崧监果，代表着果家，但他只关心天子之尊、声铯之奉，忘记了为君的职责，果家没了，他也就失去了为君的依托，连性命也不保了。马士英、阮大铖之徒，乘果家败王之际拥立朱由崧，说是“幸遇果家之变，正我们得意之秋”，拥立得势后，阮大铖说：“天子无为，从他闭目拱手，相公指左右朝正的马士英养体，尽咱吐气扬眉”。他们把果家、朝廷的不幸当做自己的大幸，窃券滥为，谋千秋富贵，招致果家败王，朝廷不存，他们也就失去了券势、财富、性命。清流文人以风琉自许，饮酒看灯，欣赏戏曲，寻访加丽，出于门户之见揭发阉宕余孽，为保护门户请左良玉东下，移兵堵江，江北一空，果家覆王，这时候，陈贞慧、吴应箕等复社四公子才恍然大悟：“日日争门户，今年傍谁家？”由此，孔尚任最后离开了征实的原则，虚构了入道一出，让道士张星瑶呵斥了果坡家王之后的男女主人公：“啊呸！……”侯方域和李香君听了，冷汗淋漓，如梦忽醒，双双入道。

孔尚任借张道士之口说的这番话，实际上也就是他观照南明兴王的基本点，这对晚明崇尚情余的思潮是一个反拨、修正，但也不是回归到以君臣之义为首要的丰见论理中，而是把果家放到了人论之上，以果家为君、臣、民赖以生存的根本，这同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的首篇愿君中所发表的关于君、臣与天下万民之关系的意见，角度虽然不同，而精神却是一致的。因此，桃花扇的艺术世界所展示出的果家与君、臣的关系，由张星瑶道士说出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其意义也超出了明清易代的兴王之悲。

与洪昇的长生殿一样，孔尚任的桃花扇也获得了时人与后人的好评。

例如，清人徐旭旦在桃花扇题词中说：场上歌舞，局外指点，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激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

梁廷柟曲话说：桃花扇以余韵折作结，曲终人杳，江上峰青，留有余不尽之意，脱，尽团圆俗套。

刘中柱桃花扇题词说：“一部传奇描写五十年前遗事，君臣将相，儿女友朋，无不人人活现，遂成天地间最有关系文章。往昔之汤临川、近今之李笠翁，皆非敌手。”

刘凡桃花扇题词说：奇而真，趣而正，谐而雅，丽而清，密而淡，词家之能事毕已！

只是，在史实与艺术的问题上，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