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李适收复了顽固藩镇、打败了宿敌吐蕃又降服了番邦诸国，顿时觉得自己是中兴明主、盛世贤君。自“安史之乱”后终于实现了大唐的中兴，这让已经做了二十多年皇帝的李适无比的高兴，成就感爆棚。

随后他竟突然产生了自己当宰相的冲动。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七月二十一日，李适甚至下诏停止大臣在前殿奏事，诏曰“公卿庶僚自今勿令正牙奏事，如有陈秦，宜延英门请对。”就是大臣们不用来宣政殿报告事务了，有重要事情必须当面奏报就到延英殿大门登记，请求召见。

不上朝并不是李适贪图享乐去了，而是他要独揽大权、事事躬亲。甚至亲自选用自县令以上的所有官员，以致宰相和中书省只负责颁布文书，形同虚设。

作为大唐帝国的皇帝李适肯定是日理万机，除了要处理国家大事，竟连底层官员都亲自任命。在李宁眼里，除了大明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这么拼命外，就数他这位皇曾祖了。

你可能要问了，年过六十的他不会过度劳累，为何依旧乐此不疲

原来李适选拔官员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那就是看这个人有没有贿赂他。

在李宁前世的认知里，皇帝公然大肆卖官，收取贿赂的只有东汉灵帝和唐朝德宗两位奇葩了，他们卖官还都卖得花样别出。

东汉灵帝起码还把官职明码标价，价高者得。而李适则全凭喜好，为了美化卖官，将官员的贿赂称为“进奉”，每月进贡一次，称为月进，每日进奉一次，称为日进。当有职位空缺时自然优先考虑“进奉”之人。

除了公然卖官之外，李适还专门搞出了各种收取贿赂的项目，他让天下各道各镇及各州各县都要进奉的“税外方圆”和“用度羡余”，这些钱都进了他自己的小金库，小日子过得无比滋润。

除此之外，他还纵容宦官以“宫市”、“五坊”之名敲诈勒索。所谓“宫市”就是供应皇家日常生活用度的专属交易市场。

“宫市”自古就有，甚至宫市比其他地方更容易获利。乃至后世的清朝光绪皇帝以为鸡蛋是昂贵的食物，一个竟然要三两银子。宦官获得巨大利润，自然也不在乎多付一点钱。

但此时的宦官们仗着皇帝的宠信常常低价购买物品，甚至直接巧取豪夺，还强制百姓进宫市交易。

“五坊”即雕坊、鹘坊、鹞坊、鹰坊和犬坊，专门负责在民间寻找宠物，供宫廷贵族赏玩。韩愈三次考博学宏词失败后就曾作感二鸟赋，揭露这一现象。

五坊公差将捕鸟网放在在井口、门口，阻止百姓喝水、出行。若有百姓质疑，公差们就蜂拥而上、拳打脚踢。被打之人只能拿钱消灾，否则就会被公差以“妨碍公务”之罪抓进大牢。

李适对于钱财的热爱不是没有原因的，从平定安史之乱到后来的削藩，朝廷军队每每都因钱财不足而束手束脚、难尽全功。

代宗皇帝李适之父命刘晏改革盐铁制度。国家获取了一定的钱财，才平定了“安史之乱”。所以李适一登基就紧抓财政，根据宰相杨炎、韩滉、刘晏等大臣的建议，实行两税法。两税法规定由中央政府确定总的税额，分配到各地征收；户不分主客，以当时的居住地，编人户籍；每户按资产交纳户税，按亩交纳地税，取消以征收谷物、布匹等实物为主的租庸调制和一切杂役、杂税。

可以说两税法是我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重大改革和进步。它使唐朝中期以来极端混乱的税制得到统一；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役制度，使封建朝廷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放松；扩大了税源，规定贵族、官僚、商人都要交税，保证和增加了国家的财政税收，也相对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但这变相削藩的举措，不久后就引起了藩镇叛乱。皇帝李适也迫不得已，流亡奉天，回京后又连年与吐蕃苦战。这样贫苦的日子更让李适明白了钱财的重要性。他紧抓财政，以心腹宠臣裴延龄为户部侍郎叛度支，大肆敛财，后又恢复征收茶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