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社长和王主编郑重承诺大公报愿意毫无保留地投入到反鸦片斗争的行动中来，这样为国为民的大事，既然恰逢其会，就责无旁贷。

随后，付可乐又和他们探讨了一些细节的问题。比如，在此次行动中，如何技巧性地将欧美国家拉到己方的阵营之中，比如，联系一些欧美的医学家、科学家，找到一些对毒品危害的研究论文，甚至可以花钱请他们现写。毕竟，今日之中华太弱小了，要和日本人长期有效地斗争，我们需要借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这里，付可乐并没有向他们明说，德国方面，他是有这个影响力的。

再比如，可以假装糊涂，装着不知道鸦片生意是日本人的经济命脉，甚至动员、引导一些日本平民、一些还有良知的日本学者加入到反鸦片行动之中来。

再再比如，能不能把反鸦片行动的意义和蒋校长提倡的“新生活运动”联系起来，这样能把国民政府的舆论和力量也裹挟进来，蒋校长要让人民改头换面，具备“国民道德”和“国民知识”，一个瘾君子能算得上改头换面了吗人民不能连毒品具有巨大危害的基本常识都不懂吧诸如此类。

最后，付可乐又把日本在台湾的鸦片专卖政策拿来对比，就可以发现，在台湾已经历了“过渡期”、“暴利期”，现在处于“政策转换期”，最终会进入“禁绝期”。过渡期是发展贩卖渠道、经营网点、较低价培养吸毒人员；暴利期销售量和销售价格都逐渐提高，开始飞速掠夺财富；政策转换期对于已经被抽干财富和还有余财的吸毒者开始区别对待；禁绝期就是人快死光了，钱更是早就没有了，命大还没有死的，就把他的毒瘾生生戒掉，再送去做苦力。

所以，付可乐认为日本人不久前才将鸦片战略的重点，从东三省占领区转向关内，目前正处于过渡期快要结束，暴利期即将开始的阶段。在这个时候如果能够狠狠地抑制鸦片的快速发展，会给日本人造成最大损失，正好是所有阶段中的最佳时间点。

吴社长和王雨生听得目瞪口呆，心服口服。直到送走了付可乐，两个人才看着对方，各自摇了摇头，又一起笑了起来。

两个人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实际上付可乐对于日本人鸦片战略的了解，还要超出他今天所讲到的。这些都是付可乐在柏林军事学院，通过图书馆的研究资料文献了解到的。付可乐如果把自己所知道的全盘托出，万一对方问起情报来源，还真的不太好解释。

实际上日本人在中国的鸦片政策已经升级，他们早就展开了对吗啡、海洛因等麻醉品毒化政策的研究。吗啡、海洛因都是鸦片的提取物。吗啡的毒性是鸦片的10倍，海洛因的毒性又是吗啡的5到10倍。日本内阁早在1917年，就不顾国际禁毒条约，确定了出口吗啡的国策方针。而到了今天，日本已经是排名世界第三的吗啡生产国，排名第一的海洛因生产国。不过，连德国人都不知道，日本刚刚在天津的日租界内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海洛因工厂。否则，以付可乐的性格，要是知道了这个情报，他说不定会打起这个海洛因工厂的主意。

在这个海洛因工厂建成之前，天津就已经是日本人最大的海洛因生产和经营基地了，天津日租界的日侨约有六七成从事毒品业这也是近一年多才发生的事情，德国人同样不知情。所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付可乐，他不知道他计划在天津开展的反鸦片行动，必将激起日本人的强烈反弹。

在毒品问题上，日本人还伪善地提出“渐禁”和所谓“人道主义”两策。“渐禁”指向整体大局，“人道主义”指向个体吸毒者，两者本质上的目的相同，都是通过假装同情上瘾者戒毒时候的巨大痛苦，当作不肯彻底完全禁毒的借口，从而降低占领区人民的反抗意志，减小国际舆论的压力。

另外一方面，既然是“渐禁”，当然是有些先禁，有些后禁，这就可以拿来打击其他经营毒品的势力。以“渐禁”名义出台各种法规，对罂粟栽培、鸦片及其吸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