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凉沮渠安周造像佛寺碑算是一件华夏遗失的重要文物，历史上它留下的唯一痕迹就是一副半的拓片。
那是在1906年，清政府受立宪运动的影响，派出端方等五位大臣出使西方考察宪政，预备制定宪法。
端方在参观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时看到了这块北凉沮渠安周造像佛寺碑后大吃一惊。因为他本身就是金石学家，了解这块石碑的珍贵性和重要性，所以要求拓印。
在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的配合下端方拓印了一份拓本带回国内，这也成了这块碑已知的最后痕迹。
“看来这些东西应该是来自于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珍贵文物。”看着这些检查出来的内容后，梁恩下意识的用食指敲击着手机屏幕说到，然后看着边上的贞德。
“我想接下来我们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吧里面的那些东西全看一遍，然后想办法带走那些德国人从华夏掠夺的文物。”
于是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梁恩他们开始一个个的打开箱子并检查里面的东西，并判断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以及它们的来历。
多亏了这处高地高出周围的以及地下室厚厚的水泥和钢筋，所以里面的文物看上去保存的非常不错，这显然也方便了梁恩他们的检查工作。
接下来的检查中，他们发现了大量来自于华夏的文物，比如说天神像，婆罗门像，甚至一整块佛祖的涅槃像。
毫无疑问，这些壁画大概率是从某些石窟中盗窃出来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佛教的用品，比如说只剩下雕塑脚部的莲花底座，再比如一些被处理好的古老文书。
这些东西被依次的放在箱子里，有些箱子重达一百多公斤，而另外的一部分箱子只有三四十公斤。
而无论箱子的重量是多少，只要看见来自于华夏的文物梁恩都会收进自己的那个卡牌形成的空间中。
等到晚上的时候，梁恩他们已经清理完了一半的箱子并塞进了空间之中，而在这些箱子里面最珍贵的文物是来自于tlf克孜尔石窟的壁画。
1902—1914 年，德国柏林民俗博物馆（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的前身，现名为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曾四次派tlf考察队前往华夏的西域。
前两次考察分别于1902—1903 年和1904—1905年进行，主要集中在tlf地区。后两次考察分别于1906—1907 年和1913—1914 年进行。
考察队在龟兹地区停留了很长时间，从克孜尔、库木吐喇、森木塞姆以及玛扎伯哈等龟兹石窟揭取了大量的壁画，同时还劫掠了雕塑、佛经写本等文物。
德国考察队揭取的壁画中以来自克孜尔石窟的为最多。在第三次考察中，他们除揭取壁画外，还拍摄了克孜尔石窟外景、洞窟形制和壁画的照片。
同时那些德国人在疯狂盗窃被破坏文物的同时还给各洞窟编号、命名，并对洞窟形制、壁画内容和布局、纹饰图案等做了较详细的记录。
德国有关克孜尔石窟的洞窟形制、题材内容及位置分布的记录主要是在这时完成的。而梁恩找到的那是箱子里就有两个装着这些全套的原始文件。
最野蛮的第四次考察中德国人揭取的壁画数量远远超过了第三次。在克孜尔石窟第177、213和223a 等窟的壁面上至今还存有德国考察队员的题记。
根据梁恩的检查，光是来自于克孜尔石窟的壁画碎片一共有五百多片，超过500㎡，来源超过了40个洞窟。
另一个世界中，这些壁画由柏林民俗博物馆印度部保管。20 世纪20 年代中期，博物馆为出版壁画图录，曾将少量壁画与塑像进行义卖，以募集资金。
此外，还有少量壁画被第四次考察队的队长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作为礼品赠送了出去，作为自己的私人礼物。
当然，现在这个年代这种做法是绝对不可能的，不过在那个时代这属于一种比较常见的做法。
不过最重要的损失来自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柏林遭到盟军轰炸，位于匡尼希类特街的民俗博物馆保存的壁画损失最多，约占40%。
被毁的都是展出的精品，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