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世祖正文卷第七十一章诉求绍武朝的官吏数量，相较于前明，爆涨了近两倍。

　　其中许多胥吏被纳入名录，接受俸禄，受到吏部的管辖。

　　而省试的举行，又让许多的秀才、举人参与衙门中，一下子就断绝了胥吏的世袭。

　　同时，胥吏由省试提拔，虽然造就了一些不懂得基层工作的读书人，但却提高了其素质，更加有助于地方主官对地方的控制。

　　且胥吏是本土任职，而省试后的吏员，则是本府随机分配，异县为官，能够很好的杜绝其结党营私。

　　故而，民间言论：吏员如官，吏治甚于前朝多矣！

　　这也为绍武朝的新政实施，奠定了基础。

　　减租减息，三乡老，通判推官，赋税直收，推广农作物……

　　这一桩桩，一件件，才造就了如今这盛世。

　　据吏部统计，平均每县官吏数目，从前明时期的百来人，扩充至两百余人，近三百之数。

　　其中，既有巡检、仵作、僧道阴阳官等，又有六房书办，吏员，以及民间的乡老。

　　府、省的官衙，也逐步扩充数量，才能管辖如此庞大的官僚。

　　由此，中央的文武官吏，约莫五千来人，而地方则超过了四十万。

　　而实质上，官衙还大量雇佣了白役干活，其数量是官吏总数的三到五倍。

　　笼统的来说，大明朝两亿人，吃皇粮的人数约莫有在三百万，其中包括了军队、百官、吏员、白役等。

　　官民比例，约莫七十比一。

　　而要知道，前明时期吃皇粮的不过二十万，就备受文人们苛责，财政负担太重，皇帝不断的进行苛扣，经常拿纸钞、胡椒等抵债。

　　这些人的俸禄，一年总数超过了六千万。

　　其中，军队包括京营、边军、巡防营，总数约七十万，养他们就要三千万。

　　想到这，一向与钱粮相伴的阎崇信，忍不住哆嗦道：

　　“我朝官吏之数，远胜于前朝，古往今来数千年，也唯有我朝官吏最多吧！”

　　“年支六千万，古之未有啊！”

　　礼部尚书赵郎星闻言，也叹道：“中堂所言极是。”

　　“近些年来，民间许多士绅言语裁撤官吏，开源节流，朝廷官吏太多，让人难安啊！”

　　“不过说起来，如此多的官吏，在中堂手中依旧能够稳妥安置，俸禄不曾拖欠，实乃少有啊！”

　　阎崇信闻言，略显得意道：“官吏繁多，某在内阁也是经常难安，思索再三之后才略有所得。”

　　“这大明，全靠商税维持。”

　　去年的秋税渐渐抵达京城，数量与内阁估计的相差不离。

　　比较现象级的是，绍武十八的商税第一次超过了农税，这对于内阁来说，是极具震撼的。

　　地方上缴九千万块银圆，而粮税只只有四千万左右，如果换算成粮食，一石八银毫，那就是五千万石。

　　相较于前明时期，几乎翻了倍。

　　内阁仔细研究，除了收税更为彻底之外，大部分的增长点在于台湾府、东北三地的开发，尤其是辽东地区，其地广人稀，京城所食之粮，泰半来自地。

　　而商税中，酒、茶、铁、盐四项为杂税，仅仅靠盐，一年就上缴两千万块，着实离谱。

　　其余与地方分成的关税、坐税，也上缴两千万来万。

　　再加上一些零零散散的，达到了五千三百万块银圆。

　　所以在阎崇信眼里，绥远和察哈尔商税收的多，而安南除了粮食一无所有，在安南和绥远之中选一下，他宁愿选绥远。

　　阎崇信对几人讲解着赋税的要点，感慨不已。

　　如果去除商税，那么仅仅看四千万的粮税，根本就养不活如此庞大的军队和官僚。

　　这般，就导致了官僚体系依赖于商税。

　　“重农抑商，断不可以行了。”户部侍郎苏子翁附和着，然后愤慨道：

　　“许多不知深浅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