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集。上官云英继续讲故事。
第四、为了抑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高利贷，控制物价，改善财政，王莽在始建国二年下诏实行五均六管。所谓五均，即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城市。
设五均司市场，管理市场。
各城设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工商各业，向市中申报经营，由钱府按时征税。
每季度的中月由司市官评定本地物价，称为市平。物价高于市平，司市官照市平出售；低于市平则听民买卖；五谷布帛等生活必需品滞销时，由司市官按本价收买。
百姓因祭祀或丧葬无钱时，可向钱府借贷，不收利息，但分别应在十天或三个月内归还。
因生产需要也可贷款，年利不超过十分之一。所谓六管，是由国家对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实行管制，不许私人经营；控制名山大泽，对采集者征税。
从五均六管政策的内容看，如果认真推行是可以得到良好的社会效果的。
但五均的前提是政府必须掌握相当数量的商品和货币，并且有强有力的管理手段。
由于没有这两方面的条件，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反而给了他们搜刮百姓的机会，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性经营。
由国营对盐铁等实行统管统制，早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再次实施自然不会有好结果，而由国家控制名山大泽，实际只是给主管官员增加了财源。
最终，国家没有增加收入，百姓却加重了负担，正当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也受到打击。
第五、王莽食古不化，认为改制后－切都要符合古义。
于是掀起了空前绝后的改名运动，无论地名、官名、建筑名，几乎都进行了修改，而且还任意调整行政区划和行政部门的职权。
此后仍一改再改，有的郡名一年间改了五次，最后又改还到原来的。
官吏和百姓难以记住，所以每次颁发诏书和公文，都要在新名后注旧名。
频繁的改名给正常的行政工作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麻烦，造成官民心理上的厌恶。
王莽失败的原因：
第一、王莽改制期间出台的一些政策违背了客观规律。
如王田制，将全国土地收归国有，并按井田制重新分配。
王莽着意于立即消除土地兼并，初意未始不善，但这一政策违背了当时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规律，这就注定了它的失败。
结果，既没有能力兑现无田者可按标准受田的承诺，又危及官僚大地主的特权利益。
再如币制改革恢复已被历史淘汰的原始货币，直接违反货币发展规律，徒增货币流通的障碍。
第二、改革过急过速，容易采取一些过头的政策措施而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致使改革失地社会基础。
如王莽将奴婢改为私属，并禁止奴婢买卖，本意是要制止奴婢数量的扩大，解决社会上日益严重的奴婢问题。
但这项措施也遭到了上自蓄奴之家，下至失地之民的反对，因为禁止奴婢买卖，既触犯了官僚、豪富的利益，又使失去土地而无路可走的农民断绝了一条卖身为奴的生路。
第三、王莽还采取行政手段，对不恰当的改革措施强制推行，引起普遍不满。
如币制改革中以小易大，以轻换重，所铸大泉，重不过12铢，只相当于五铢钱的2.4倍，却要当五铢钱50枚用，所铸重一铢的小泉，却要与五铢钱1枚相等。
如此不合理比值的存在，就难以禁止盗铸私钱。
王莽只得实行诸如以私铸钱死、一家铸钱，五家坐之，没入为奴婢等严刑酷法来强行禁止。
但是，政策强制对于经济规律是无法抗拒的。
所以不管王莽把政治强制强化到何等程度，依旧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想当然的改革措施终究得不到贯彻，不切实际的乱改还引起社会的混乱。
地皇三年，王莽见四方农民相继起义，王匡，廉丹等数战不利，知天下溃畔，事穷计迫，乃议遣风俗大夫司国宪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隶、山泽、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