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令一职在高门大族眼里虽是斗食之官，却也不是一般人轻易够的上的。
要么需有辟入公府或军府的经历，要么得有为郎、博士或国学助教的经历，再不然也要经历过察举——这些人中多数出身于县令长或令长以上官宦之家，真正孤微单寒子弟可说少之又少。
北地经历过大动荡，用人方面不比南地严格依从家世品流，更多还是参照前期施行过的察举制。
这固然有其好的一面，譬如化元元、移风俗。却也难免被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
察举兴起于前朝，燕朝一度延用。作为搜罗人才、选拔官吏和任用升迁的清流正途，也是求仕者必由之途，从地方官吏到朝廷的名公巨卿，不少都是孝廉出身。然而发展到后来，这种乡举里选之制也和时下盛行于南地的九品中正制一样，被世族大家所垄断，成为他们互相吹捧、安插私人的工具。
孝廉，顾名思义，在家做孝子、出门做廉吏。
最初，被举者还多为州郡属吏或通晓儒经的儒生，强调为人立身以孝为本、任官从政以廉为方；中期以后，吏治腐败，考核松弛，察举不实。
这就导致鱼龙混杂，有越来越多的滥竽充数者。如此一来又和吏治腐败互为因果，造成了恶性循环。
民间曾流传过一首童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被推举作秀才的人竟然不识字，被荐举作孝廉的人竟然不赡养父母，被选拔定性为寒素清白的人竟然像污泥一样肮脏，被称为是干吏良将的竟然像鸡一样胆小。
北凉入侵之前的几年，许是世道将乱，门槛更进一步降低，乡郡富户，但凡使点银子就能举个秀才、察个孝廉。
而察和举又有不同——“举”是以底层民众的反映与评议作为主要的参考标准，若果乡邻都说此人在孝行廉洁方面堪为典范，朝廷则任用之；“察”主要依赖于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的观察和评定，若上级认为某人在某一方面有所作为，则提拔任用。
前者出于民众的认可，后者完全可由上级圈定，因而“察”与“举”比起来，有明显人为操纵的空间。
吴友德就是察来的孝廉，非是郡国岁举的孝廉。
察举之后，还要经过公府举办的考试，朝廷确定选得其人后，才会量才录用。
吴友德原也要和那些岁举的孝廉一块到洛邑参加复试，尽管考试的内容是与他八竿子打不着的“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他也信心满满，因为和前头那关一样，家中皆已“打点妥当”。
谁料还未动行北地就天翻地覆，复试终究未能完成。
宣和之乱后，北地有识之士或死或伤或南流，理政人才急缺，吴友德这样一个半成不就的孝廉倒成了还算不错的人选。
虽无傲人门第，也非官宦之家，甚至为官者基本素养都缺乏，可也正因如此，吴友德毫无良心上的包袱，比之寻常人更能豁得出去，也从不介意在人前显露自己对孔方兄的痴迷。
范广原是区区一县佐，因能写会算被吴友德看中，一手提拔成了县丞。
跟在吴友德身边的那些年，范广大可算是大开了眼界。
吴友德此人虽未读得几卷书，却颇有些儒雅彬彬之态，还很有一套长袖善舞的本事。巫雄本就地处偏远，再经他上下左右一番运作，彻底成了州中之“国”，任他肆意施为多年也未起过风浪。
说是肆意妄为，吴友德却也不是那粗蛮夯货，他亦有自己的底线，譬如从不爱对民用强，只喜软刀割肉，凡事都讲究个有理有据，让那些刁民纵然有口也难言。
范广对其从一开始的瞧不上，到后来的五体投地。
只可惜吴友德年岁大了，进取升迁全然不思，在巫雄这一亩三分地上待的甚是足意。年前一场重病之后，更是雄心不复，甚至生了致仕之心。
一介县令的去留用不着呈报朝廷，只需上禀州郡即可。州郡那边也没多留，吴友德卸任一事便就这么定了。
吴友德离城那日，范广亲去送行。
虎伥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