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北京失守的消息传到了江苏淮安，淮安巡抚路振飞随即向南京通报了这一情况，但值得注意的是，路振飞并未向朱由崧等南逃宗室通报北京失陷的消息，很显然，路振飞等人还幻想崇祯皇帝或太子朱慈烺能逃出北京，逃往南京。
说起来，由于南京在明朝初年是整个明帝国的首都，所以明廷于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以后，南京作为留都----永乐朝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南京依旧是明帝国的首都，北京只是皇帝所在的行在而已----依旧保留了六部、都察院等一整套与北京相对应的中央机构。
这种两京制度的特点是：皇帝和内阁大学士等决策人物都在北京，北京的六部等衙门是名副其实的中央权力机构；南京各衙门多为虚衔，公务清闲，任职官员被称为“吏隐”，但地位一般不低于北京相对应的衙门官员。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绝大多数都是养老官员的情况下，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南京守备太监和提督南京军务勋臣依旧掌握有一定的实权。
因此在李自成部兵临北京城下，北方消息就此断绝后，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便于当年四月初一，领衔发布了“号召天下臣民起义勤王捐赀急事”的南都公檄。
在这份檄文中提到“南北之耗莫通，河山之险尽失”之类的“宗社危情”，籍此说明了，南京方面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只是由于具体情况还不清楚，所以，只能继续做观望状态······
南京或许还不知道北京的情况，但朱由崧已经提前知道了，这倒不是朱由崧根据前世记忆做出的判断----时空已经变了，鬼知道崇祯皇帝会不会想明白了----而是济州舰队拦截了从天津率部撤退的黄蜚船队。
黄蜚，又名黄斐，字文麓，南昌人，本姓涂，早年跟随其舅东江镇总兵官黄龙在辽东对抗后金军；崇祯六年（1633年）黄龙与后金军在旅顺口激战中牺牲，由于黄龙无子，所以，明廷特许黄蜚承继黄氏；此后，黄蜚因积功升任了都督同知、援剿东北水师总兵，并在崇祯某年成为提督关辽通津淮海江镇水师便宜行事，实际负责北中国的海防重任。
不过由大明水师其实是一只近海舰队，所以，黄蜚所部是没办法动摇济州舰队在辽海、东海等处的海上霸权的，相反，作为天津、山东走私商人的保护者，黄蜚所部与济州舰队之间是有默契的，即济州舰队不针对北地商人收取通海费，黄蜚所部则对济州舰队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双方和平相处，彼此河水不犯井水。
当然，在这种河水不犯井水的状态下，双方之间也有偶尔接触，甚至登州水师和辽海分舰队之间还是互通有无的情况，因此，当黄蜚在天津开城后，率领在塘沽的船队南下抵达登州后，辽海分舰队就获悉了黄蜚会继续率领天津、登州两地水师继续南撤的消息。
辽海分舰队的消息报到济州后，来不及请示朱由崧的金泰拍板做出了拦截黄蜚的决定。
于是，及时出击的宁虎亲自率领包括北方分舰队----当时，北方分舰队的大部分舰船已经从虾夷地调回济州岛与主队合编----在内的18艘武装淮丙船、8艘淮丁船、14艘武装淮戊船在灵山湾一线拦阻了黄蜚舰队。
黄蜚很早就知道了济州水师的强大实力，然后又近距离的观看了36炮淮丙船炫耀式的一舷齐射，因此不敢贸然反抗，不过由于所在的位置尴尬，他也没办法弃舟登陆----黄蜚船队足有300多艘船、4万多人，抢滩登陆绝对要花很长时间，一旦展开登陆行动就是逼着济州水师开火阻拦，所以，大小船只上的明军将弁没有谁愿意当炮灰替别人掩护的；而且就算有人愿意当后盾，上了岸也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要知道本时空中可没有什么青岛市，光凭脚要从灵山湾走到70多公里外的日照县城，只怕是士兵们身上背的粮食吃完了也未必走得到；更不要说，就算走到了日照也没屁用，日照当时又小又穷，哪来供应4万大军继续前进的粮食啊----所以，最终被济州水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