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事体，传到咱耳朵里，全村早就知道咧，咱也不知道谁起的头。”老太太说。
“真得穷治这些碎嘴子的，”赵美然从屋里走出来，“不然啊，消停不了。”
老太太眼前一亮，张开没牙的嘴笑了，看着张之城说：“支书，这是媳妇儿？”
张之城说：“哪儿啊，大娘，这是乡里的领导，来咱们村协助工作的，您出去可别瞎传。”
老太太神神秘秘地点头，说：“知道咧，知道咧，咱不传，咱不传。”说完走了。
赵美然叫老太太说得不好意思的，张志成进屋去，赵美然说：“这老大娘，三寸金莲走路打晃，串起闲话来来倒是蛮快。”
“这可是我的情报员，”张之城说，“村里明面上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我的眼睛。其实，她也蛮不幸的。”
“嗯？”
“老太太32年生人，今年快八十了，”张之城边说边将水壶蹲在煤气上，“五岁那年裹足。”
“拉倒吧，我学过历史，清政府1911就倒台了，剪发辫，废缠足，老大娘32年生人，5岁缠足，都1937啦。”
张之城说：“你当政令是大旗杆子呢，立起来就飘影儿？”说着，打开“随身听”。村里五个小组架设了五组高音喇叭，主线话筒在村委会，另有支分线话筒设在张之城住的地方。张之城将随身听怼到话筒上，歌声立刻在村子上空徘徊起来。这是村委会催促村民起床的法子，放的尽是些黄土高原上的火辣对唱，听得赵美然一阵脸红。
张之城接着方才的话题：“国民党不重视农村，从木塘村村志就能看出来。村志记载，1920年，每个乡委任乡约，以各村保长推行政令。保长的法子很简单，两个字罚钱，不缠足的，一只脚罚一块银元。废缠足的风才算刮进村。”
“那挺好啊，力度挺大，”赵美然说，“都罚银元了，咋到37年老大娘还在缠足呢？”
“好我的美然同志，”张之城说，“要是罚款能解决一切问题，直接派几个会计来成天开单子就完了，还要咱们做什么。我问你，两块银元和自家闺女的后半生相比，哪个重要？”
“德行，当然是自家闺女后半生重要些。”
张之城点头道：“这不得了，只有政令，没人解读，也没人针对陋习做工作，乡民的审美还停留在封建社会，男人仍旧信奉所谓‘脚宽一寸，路窄三分’，追随政令的反被称为‘大脚婆’，只能操持诸如稳婆、牙婆、神婆之类贱业。还有荒唐事咧，你猜当时发生了件啥？”
赵美然说：“咋？意思女人们都没活路了呗？”
张之城拍拍赵美然肩膀，示意都是过去的事了，他说：“那时各村专门替女孩缠足的婆子都在县衙集中改造，各族族长找到保长，保长找到乡约，乡约运动了当时县衙门的官员。本乡精通裹足的婆子就悄悄放回来了。”见赵美然十分惊讶，张之城说：“裹足可是个专业活计，力道拿捏十分讲究分寸，力道不够，半吊子不如不裹，力道过了，闺女一只脚就残废了，这个度只有那些婆子拿捏得好。写村志的是个秀才，笔下十分传神，‘户援女于婆前，婆瑟瑟不能缠，乡约手抚其肩，颤栗乃止，户递布于婆，女哭喊。众笑称善，递银于乡约，乡约不纳’……”
赵美然气呼呼地：“该死，乡约是不是以为自己做了好事？”
“没背完呢，”张之城说，“众不解其意，保长言，乡约为汝奔走，大耗资材，裹足者一足改为银元十枚，概不赊价。”
赵美然沉默了，张之城说：“黑暗是吧，水深火热是吧。那个年代就是这样，政令出发点固然是好的，但执行层面有贪渎之辈歪曲本意，受众心里有陈规陋习拦路挡道，善政至此，摇身成为加重百姓负担的恶政。所以我总是感慨我党，先烈们既有立心之纯，又有执政之智，更有倡廉之坚，我虽是区区村支部书记，也要割除这里的杂草，不叫抢占了庄稼的阳光。”张之城攥紧拳头，赵美然深有感触，二人互相看着对方，赵美然几乎要钻到张之城怀里了，她忽然“噗嗤”笑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