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半学期换老师可不是常见的事，但我们一回学校便得知生物地理老师变了。大家倒没有多惊奇，毕竟再过四个月不到我们就要迎来小中考了。生物地理是考试科目，两张试卷，各50分，考完后折算比例计入中考总分。学校和家长自然是如临大敌，我们这些小孩也不得不对这两门学科产生满满的敬畏。“中考已经开始了”、“现在就是初三了”，这是老班重复最多的话。大人们无一例外地想把小中考的复习作为冲刺中考的起跑线，希望我们从现在就进入初三的节奏。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听说一中抓小中考抓得还算松呢，至少社团活动照常进行。其实，有社团课的初中在江元屈指可数，我也是偶然从小学同学口中得知他们学校不仅没有社团和选修，连体育课一周都只有两节，还经常被主课老师占去。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是他人闻所未闻的，之前就知道了这种状况的存在，但它似乎比我想得普遍许多。
不知道分校有没有这些课程呢？不同的学校、家庭和学生最终面临的是同一场考试，但有的人有充足的条件保证他们的从容淡定、波澜不惊；有的人却始终战战兢兢，患得患失，生怕出了半点纰漏。这可能不只是性格和心态的不同，每当想起这件事，蒋骁飞和张涛涛的影子就莫名其妙出现在我面前。踢球对飞飞是改变命运，对我而言可能只是生活中的一段插曲。考试比踢球更容易改变命运，但我们家好像已不需要我去“改变”什么了，只要按部就班地复习迎考就好。
生活似乎也没有因为迎接小中考发生多大变化，除了地生课多到了每天都有以外。早自习和晚自习增加的抽背环节并不陌生，毕竟以前也是这样对待语文和英语的。也可能是我们很容易适应，即便学习强度再强一些，我们也习惯于接受而非抱怨。乖乖听话地坐在课桌前，老师说什么就做什么，将自己训练到眉头都不皱一下的程度。大概这就是“名校”和“好学生”吧，从小便培养出了这种顺从。即便有过几个不太听话的人，一被冲进整齐划一的低头写字和不说闲话的小组讨论，他们便都没有办法“独善其身”，不“纠正”自己就再无出路。
当然也有例外。有次帮老师去办公室拿卷子，从八班门口经过，我听到一大声“黄敏学你不学习就给我出去”。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他终究没有被赶出去，而他的好朋友也没有回来。他是在病房里过的年，在球队的群里发了小视频给大家拜年。手上还插着针管，不认识的暗红色液体顺着吊瓶一点点往下滴。他的气色比先前要好上不少，全程都在笑着和我们说话，不那么流利，有点像卢卡，努力和认真得叫人心疼。我还见到他的妈妈和外婆，他们坐在床边，背后的小桌上摆着简简单单的年夜饭。我和姐姐把一分多钟的小视频来来回回看了七八遍，仿佛在寻找隐藏的秘密。也就只有这一年，我们俩晚上吃饭时把饭碗扒拉得干干净净，结果却被爸爸用筷子的尾巴轻轻敲了脑壳。平时每次都剩一点，说你还不听，今天该剩倒不知道剩了。爸爸笑着推推我，告诉我年夜饭是不能吃完的，“年年有余”。我和姐姐对视一眼，尴尬地吐了吐舌头。
穆铮没有办理休学，偶尔还会来几次学校，去病房看他时也能发现床头堆满了生物地理的课本与讲义。还是准备和我们一起考试吗？我没问。但一定会很困难吧，仅靠我们给他带的笔记是远远不够的。想到办法的又是岳隐，就像之前直播比赛一样，用手机给他直播课程。这也得到了每一位老师的同意，现在每次路过六班，都能见到墙角有个支好的三脚架。虽然课本上的内容变化一直不大，但人类的科技到底是在进步的。要是能走得再快一点就好了，这样就能早点研究出治好他的方法。
不过，攻克了这种病，十有八九又会冒出来新的问题吧。这一点心知肚明，但我只希望有人能快快想出办法来。只要能把穆铮治好，我会一辈子盼着研究出治疗方法的人得诺贝尔奖的。
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