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下留情，衡量的准绳就是，这电白林氏、广州伍氏是否要处斩。

　　凌云翼的证据确凿，从万历三年正月起，就开始收集对方的罪证，一直等到万历四年正月，对方在朝廷明旨的情况下，仍然抗旨往罗旁山瑶民处送盐，关键是这两家还参与到了鼓噪百姓加入民乱，凌云翼械送这些案犯入京，那是铁证如山。

　　权豪缙绅们叫苦连天，争相求情，理由也还算充分，说两广总督殷部堂在的时候，大家也都跟匪寇做买卖，殷部堂就不管，殷部堂也是平倭荡寇，短短四年就将倭寇剿灭一空，殷部堂要的钱粮确实要的多了点，大家都不乐意，但殷部堂从来如此苛求，朝廷若是吹求过急，是不是有失圣上仁德？

　　刑部尚书王崇古终于想起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开口说道：“此案入京之后，我部对卷宗进行了核查，人证物证书证，历历可循，刑部认为该杀，坐罪轮斩，抗朝廷明旨为谋大逆，若不治罪，朝廷威严何在？”

　　群臣开始讨论该不该杀。

　　殷正茂在两广因为缺少粮饷，广摊派，把名单上的权豪缙绅一划拉，直接核算，不给就拆门，还不给就搬床，方式和方法虽然不温和，但两广缙绅权豪，的的确确提供了粮饷助军荡寇平倭。

　　在讨论中，万士和往前探了探身子说道：“礼部经查，两家并无三品以上官员，不在八议之列。”

　　朝堂风向标万士和的这个风向，代表着讨论的风向已经彻底倒向了杀的方向转变了。

　　“大司寇和大宗伯，是不是太激进了些？”朱翊钧的倾向很奇怪，他觉得王崇古有些激进了。

　　王崇古稍微愣了下说道：“陛下，大明会典未曾修纂完成，这刑名混乱，臣这司寇也刚做没多久，对刑名不熟悉，还请陛下朱笔御断。”

　　当大明律和大明皇帝的意见产生了分歧的时候，以大明皇帝的意见为准。

　　王崇古从来不认为大明存在法律这种东西，这也是他对张居正重用循吏不认同的分歧源头之一，守法循理的官吏，大明哪有什么律法？

　　他这个思路是逻辑自洽而且非常合理的。

　　从身份上讲，君子，治人者也；小人，被治者也；

　　大明的律法小民们压根就不懂，也不知道律法在哪里，在遇到了事儿的时候，第一时间是托庇于权豪，请权豪为自己游说一二，而且往往很有成效，这是大明的姑息之弊的具体体现。

　　而大明的律法对于肉食者而言，根本就是白纸一张，无法有效约束肉食者，因为肉食者是和治人者是高度重合而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大明的律法，上不能约束肉食者，下不能约束小民，这律法可不就是白纸？说大明律，刑部尚书只觉得可笑，大明只有一个法律，那就是王法，陛下的金口玉言。

　　对于循吏，王崇古的理解是能做事、能做成事的人，这才是循吏的根本面目，而不是守法循理的官吏。

　　王崇古的这个理解是基于自己的践履之实，世宗皇帝有一本《钦明大狱录》，首辅张璁编纂，里面就写了几个案件，全都是皇帝钦定干涉司法的铁证，李福达案、长沙豪民李鉴行劫杀人案、光源陈洸居乡不法案、京师张福杀母案等等。

　　尤其是李福达案，在大礼仪的党争之中，牵连甚广，李福达和曾光一样的妖人，这妖人化名张寅，因为捐粮纳输成为了太原卫指挥使，本来李福达已经被坐罪论斩，因为牵连到了武定侯郭勋，而武定侯郭勋只用一句话，就让这个案子翻案了。

　　武定侯郭勋说：陛下啊，我因为赞同为皇帝亲生父母亲上尊号而触犯了大家，所以他们才要剥皮见骨置我于死地。

　　嘉靖皇帝立刻下旨开始重新审定，最终李福达被无罪释放，官复原职还是太原指挥使。

　　一直到嘉靖四十五年，四川大寇蔡伯贯被捕，事情才真相大白，李福达就是张寅，张寅就是李福达，一场波及数年的冤案终于沉冤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