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是在九月十二日的经延之上提出这个疑问的。

　　经延之制源远流长，但本朝太祖皇帝朱元章对经延并不推崇，洪武年间曾有晋王府右傅桂彦良陈言君前，曰：今当大兴文教之日，宜择老成名儒，于朔望视朝之际，进讲经书一篇。

　　老朱家但凡有点性格的皇帝都带点‘混蛋’的味道，朱元章更是其中‘佼佼者’，所以对于这个进奏，朱元章没有管。朱棣同样如此，但太宗时期也有经延日讲之制。

　　只不过真的形成一项正儿八经的制度，是英宗正统时期。因为英宗少年登基，所以杨士奇等臣子为了教育好他，相互之间一商量就把这事儿给定了。

　　到朱厚照这个时期，经延渐渐成为一种国家礼仪性的活动，从内阁大学士、到各部尚书侍郎都要参加，规模大、规矩多。基本上是形式大于内容，逐渐演变为一种告诉群臣和百姓，皇帝正在进学的政治活动。

　　朱厚照不是特别喜欢。

　　日讲还可以，因为礼仪没那么多，平时他自己就会召集大臣，听他们讲许多东西。似经延这种制度令人厌恶不错，可学习本身还是需要的。

　　此外，经延分春讲和秋讲，春讲每年2月开始，5月结束；秋讲每年8月开始，10月结束。但今年二年那个节骨眼，朱厚照就没理这个奏疏。

　　至秋初，左副都御史章懋又进奏，说：三代以来，汉唐之盛，宗社赖安，皇图永固，其根本在致力圣学。自古圣贤之君，未有不学而能致治者。陛下既有立中兴之志，岂有拒经延之理？

　　这样经延就又被提了出来。经延每月三次，分别于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举行。

　　所以这才有九月十二日的上谕之问。

　　这是震动人心的一问，不是说群臣给这样问得茅塞顿开，而是朱厚照点了一个火药桶。

　　九月十三日，都察院御史、六科给事中纷纷给皇帝上疏。

　　有此一问，再加上浙闽之事，谁还不知道皇帝心里打得是什么算盘？

　　但在许多人看来，那两个字是提都不要提。

　　海禁，是祖制！

　　就这五个字，能够压垮一堆理由！

　　午朝，奉天门外，御史何述林、包履敬、左抱一等跪成了一地，六科给事中也接连呈递奏疏。

　　东西到了朱厚照面前，他都懒得看。

　　里面什么内容还要想？

　　“……洪武三年，太祖皇帝罢太仓黄渡市舶司；四年，颁布“片板不得入海”之禁令；七年，撤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二十三年，再伸禁外藩交通令；二十七年，禁民间私买、私卖海外舶来的番香、番货；洪武三十年，严令濒海居民不得私自出海通蕃！且太祖皇帝明谕，海禁为定制，后世之君亦不可轻易改废！臣等愚笨，不知所说‘海禁禁之愈严则其值愈厚，而趋之逃亡海外者愈众’是何含义？”

　　朱厚照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小太子，不会说在祖制面前一点力量都没有。即便有人当庭大呼，他也不会有什么心理波动。

　　这件事他必须要做。其实朱元章讲话还是很管用的，毕竟开国皇帝，但为什么他三番五次的重申禁海令？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禁不住？

　　再厉害的皇帝也不能让一个地区的百姓守着不好耕种的丘陵地区等死吧。

　　与此同时，军机处杨廷和已经小迈一步，“濒海之民倚海为生，捕鱼贩盐乃其业也。海禁之后，渔盐之道为朝廷禁绝，逃海为生者万计，如此浅显的道理，何御史怎么还问陛下是何含义呢？！”

　　“陛下！”御史何述林花白的胡子被震的发抖，“太祖时期，东海就有日本国，其国小却诈，当年就有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为不轨之举，太祖皇帝禁绝海禁，乃是绝倭寇于海上！如今陛下放民出海，就是将大明万里海疆曝露于倭寇之前，到时海警四起，所遭殃的百姓又何止万计？！”

　　接着，他又直指杨廷和：“如此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