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上来说，其实是带动了整个国家的粮食生产。

　　当然，故事的后来肯定不是这样美好。妒

　　首先出现问题的就是“守支”，盐引的本质其实是一种‘欠条’，按照道理来说，商人拿到盐引守支，就可以取盐。

　　但在封建皇权下，皇帝本身会有克制不住的欲望，不断的去开出这个欠条。比如说整个国家一年产盐一百万引，但是京师里画出来的盐引，可能有两百万引。

　　这从永乐年间就开始了，永乐皇帝五征漠北，这么多的钱从哪里来？

　　所以就有记载：当是时，商人有自永乐中候支盐，祖孙相代不得者。

　　当有盐引开始壅滞，不能按照规矩支盐的时候，就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占窝”。

　　道理很简单，你手里有盐引，侯爷手里也有盐引，你说盐场给谁支盐？

　　这个时候商人怎么办？妒

　　没办法，只能花银子去结交权贵和势要，这个行为就叫“买窝”。

　　这是从宏观角度来看盐法的败坏。

　　在微观层面，盐法里头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叫灶户，灶户负责生产食盐，相当于种地的农民。

　　但是我们都知道，灶户的收入会被官僚系统不断侵占的，

　　洪武初期，灶户产盐一引给米一石，称为工本米。洪武十七年，朝廷将工本米折钞，但是大明宝钞贬值严重。而且还要忍受‘总催’之类的上司勒索、欺压。身上有几个钱也给敲出去了。

　　这个时候灶户怎么办？

　　为了活下去，就只能偷偷的把自己产出来的盐拿出去卖掉。于是私盐的源头出现了。私盐出现以后，又进一步削弱了官盐对商人的吸引力。妒

　　或者灶户就干脆逃亡，逃亡之后盐产量下降，又加剧了守支问题。

　　到了弘治五年，户部尚书叶淇对开中盐法进行了改革，其主要内容是将商人运输粮食到边境地区换取盐引改为商人直接向盐运司缴纳银两获取盐引。

　　然后让朝廷来负责向边境地区拨给银两和粮食。

　　这个做法在当时是赚的，因为太祖施行开中法那会儿西北是米贵银贱，所以朝廷征得是米，

　　但经过上百年之后，西北粮价很低，属于米贱银贵。有些官员就动心思要改征米为征银。

　　按照原来的办法，商人每引盐纳米2.5斗，换算成银子仅值银5分，但是改纳米为缴银之后，每引征得盐税银4钱左右，这样朝廷获利就会瞬间增长8倍。

　　所以当时记载“一时太仓银累至百馀万”。妒

　　也因为这个标志性改革，所有的问题似乎都变成了是叶淇一个人造成的。

　　然而明朝盐法的败坏根本上是官僚系统的腐败，叶淇做的事在成化年间也有大臣奏请‘将本色改为折色’。而之所以有这样的呼声，就是因为商人困于守支，已经搞不下去了。

　　当然，弘治五年这次改革的破坏性依旧很大，最直接的就是直接消灭了商屯。

　　因为不再需要粮食了。边商只能‘商屯撤业’。

　　商屯消失、军屯败坏，也没有人再给边疆地区输送粮食，朝廷每年拨的是军饷。所以西北是粮食输入越来越少，银子输入越来越多。

　　这样一来米贱银贵的局面不再，而又回到了米贵银贱。

　　边军生活成本的增加，导致朝廷的军事开支不断增加，与此同时边军的作战能力又不断下降。一旦遇到真正的军事危机，就不得不启用募兵制。妒

　　募兵制又需要大笔的银两。这些大笔的银两只能是继续压迫百姓来获得。于是局势越来越坏，恶性循环就这么产生了。

　　所以问题来了，这些财富去了哪里？

　　商人？对，部分盐商通过官商结合获得了利益。

　　官僚？不错，他们不断的盘剥、贪污，也肥了自己的腰包。

　　勋贵、内臣？也对，这些人不断的通过向皇帝奏乞‘盐引’的方式来获利，而且商人中盐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