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潜善见高宗为难，于是便出列，将昨日之言说将出来，力劝李纲，李纲只是坚持。

　　高宗皇帝无奈，只得唤出吕好问，问道：“卿之前在围城中知其故，以为张邦昌何如？”

　　吕好问见高宗皇帝意图偏袒张邦昌，于是附和黄潜善之言道：“张邦昌窃位号，人所共知，既已自归，惟陛下裁处。”

　　李纲听后泪流满面，跪倒在地拜道：“张邦昌僭逆，岂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故臣不可与其同列，若遇见他，当以笏击之。陛下必欲用张邦昌，罢免臣便是。”

　　高宗皇帝听得此言，心中颇为感动，此时汪伯彦也说道：“李纲气直，臣等所不能及，还请陛下三思。”高宗皇帝沉思良久，最后下诏谪贬张邦昌于谭州，又将一众伪臣皆迁谪不等。

　　事毕，高宗皇帝对李纲说道：“卿昨争张邦昌事，内侍辈皆泣涕，卿今可以受命矣。”李纲于是拜谢而出，随后圣旨颁下，又令李纲兼充御营使。

　　这一日李纲入朝，奏道：“今国势不逮靖康间远甚，然而可为者，陛下英断于上，群臣辑睦于下，庶几靖康之弊革，而中兴可图。然非有规模而知先后缓急之序，则不能以成功。夫外御强敌，内销盗贼，修军政，变士风，裕邦财，宽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诚号令以感人心，信赏罚以作士气，择帅臣以任方面，选监司、郡守以奉行新政，候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后可以问罪金人，迎还二圣，此所谓规模也。至于所当急而先者，则在于料理河北、河东。盖河北、河东者，国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后中原可保，而东南可安。今河东所失者忻、代、太原、泽、潞、汾、晋，余郡犹存也。河北所失者，不过真定、怀、卫、浚四州而已，其余三十余郡，皆为朝廷守。两路士民兵将，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坚，皆推豪杰以为首领，多者数万，少者亦不下万人。朝廷不因此时置司、遣使以大慰抚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粮尽力疲，坐受金人之困。虽怀忠义之心，援兵不至，危迫无告，必且愤怨朝廷，金人因得抚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于河北置招抚司，河东置经制司，择有材略者为之使，宣论天子恩德、所以不忍弃两河于敌国之意。有能全一州、复一郡者，以为节度、防御、团练使，如唐方镇之制，使自为守。非惟绝其从敌之心，又可资其御敌之力，使朝廷永无北顾之忧，最今日之先务也。”高宗赞许其言，问谁可任者，李纲荐张所、傅亮。于是高宗皇帝下诏以张所为河北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制副使。

　　而此时宗泽也来到应天府，入见高宗皇帝，君臣二人见面，喜极而泣，对坐述说兴复大计，并唤李纲前来。

　　宗泽与李纲自东京一别，数年未见，二人相对而坐以论国事，说到动情处，宗泽慷慨流涕，李纲也耸然动容。高宗皇帝欲留宗泽在御前，但被黄潜善等奸臣所阻，言其不尊元帅府军令，擅自追击金军，以致损兵折将。高宗无奈，只得加封宗泽为龙图阁学士、知襄阳府。

　　所幸如今开封府尹缺职，李纲便上书高宗皇帝，言东京留守非宗泽不可，说道：“京师乃根本之地，新经扰攘，人心未固，不得忠义之士加意抚绥，非独外忧，且有内变。遍观朝中，非宗泽不可胜任！”高宗皇帝深以为然，于是命宗泽转任为延康殿学士、开封府尹、东京留守。

　　大事已定，又因金人两至都城，高宗皇帝只怕金人又来，汴京不可守，于是不想回返汴京，下手诏曰：“京师未可往，当巡幸东南。”

　　李纲听闻高宗皇帝要去东南避敌，便极力劝阻道：“臣尝言车驾巡幸之所，关中为上，襄阳次之，江宁为下。陛下纵未能行上策，犹当且适襄、邓，示不忘故都，以系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复我有，车驾还阙无期，天下之势遂倾不复振矣。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以复中原而有西北。盖天下精兵健马皆在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