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本次会议的又一个重要部分，诸位。

　　帝国的情况想必你们也了解，一百多年前的杰拉里叛乱（部分行省总督借助无地农民与城市失业群体的支持想要对抗中央）对帝国的损害是难以承受的。

　　这样的情况到了今天，是绝不允许再发生了。

　　为此，诸位手头持有的蒂马尔与扎米特（都是奥斯曼帝国基层行政单元），我希望你们能够尽早交出控制权。

　　至于相关军队的供养问题，帝国不再需要大量的地方武装部队了，职业军队将会是帝国的主力。

　　官员们在听到这些后议论纷纷，但绝大部分人的声音最后都小了下去

　　只有少数几个声音仍旧在嘟嚷着。

　　“几百年了，都是这样。”

　　“祖宗之法不可变啊”

　　“胡乱改革，帝国将亡啊。”

　　“没有一位苏丹会拿走这些而毫无补偿的。”

　　听着底下这帮人的窃窃私语，塞利姆那张挂满微笑的的脸上出现了一丝嘲讽。

　　他淡淡的说道。

　　“诸位是不是忘记了，到底是谁拥有这些土地？”

　　明明苏丹仍旧在微笑，却给人一种极度危险的感觉。

　　当听到苏丹的话后，底下的官员彻底没了声音，因为从法律的角度看，这些土地确实不是他们的。

　　这就不得不提到奥斯曼帝国为数不多的政绩了，即土地国有化。

　　在讲这个问题之前，得先弄懂奥斯曼帝国的的社会形态。

　　实际上，奥斯曼帝国主要是农业社会，农民和牧民构成人口的主体。

　　农民组织的方式有很多，有的是很小的夫妇家庭，依靠一对牛耕种一小块可开垦的土地，有的是大宗族，集体耕种相互毗邻的土地。

　　这些农民属于佃农或自耕农，绝大部分分布在巴尔干地区。

　　但并不是奥斯曼帝国的每一处都是如此，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山区，仍旧有着农奴制。

　　这就是奥斯曼帝国，先不先进先不谈，多样确实是非常多样啊。

　　问题来了，为什么会有大量的农民支持杰拉里叛乱呢。

　　这是由于歉收或者政治不稳定造成的人口数量的波动造成的。

　　故而劳动力的缺乏和农民的流离失所是农村经济的常见主题。

　　回归正题，为了避免无地农民四处游荡造成的秩序混乱。

　　奥斯曼帝国的土地制度在16世纪随着奥斯曼法学家对法律的整合而得到巩固。

　　它将大多数耕地界定为国有土地，将私人所有权严格限制在城市房产、城市里面及其周围的果园，与慈善机构有关的地产则被称为瓦合甫，约占所有可开垦土地的百分之十五。

　　根据十六世纪开始的这次改革，国有土地上的农户是世袭佃户，可以自由地组织生产，将土地转给继承人或者别人。

　　然而在这一秩序中，受益的并非是国家，更不是什么地主或者采邑主。

　　而是受俸的官员或承包人，他们来收取这些盈余。

　　受俸官员在行省以货币、实物或者劳力的形式，从分配给他们的规模不等的行政单元﹣﹣蒂马尔和扎米特中收税。

　　同时以军事服务作为回报，与他们的随员一起，在行省总督的指挥下参加军事战役，这让地方的权力过于扩大。

　　作为蒂马尔和扎米特的持有者的官员或承包者，他们通常对一个村子及其耕地和农场拥有行政和征税的权力。

　　但他们的行政和安保权力中并不包括司法权，后者掌握在由乌理玛委任的卡迪（法官）手中。

　　16世纪，蒂马尔和扎米特的持有者养着大量的地方骑兵部队，即著名的西帕希骑兵。

　　这些部队会被以等级严密的方式动员起来参加季节性的军事战役。

　　然而在整个17世纪，这些部队在战斗中被边缘化，原因在于军事技术的变革。

　　这种变革有利于配备火枪的步兵，而非用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