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二十年秋天的三个月里，在崇明岛成交的大宗商品数量惊人。

为了方便战船停靠，明军在岛屿南侧的长江边修建了很多军用码头，结果被商人一个接一个以高价租用。

广东豪商对各地运来的商品如饥似渴，无论多少都收。

由于各个码头的人实在太多，崇明本地的老百姓看到商机，挑着担子在沿江堤坝上售卖吃食，久而久之，竟自发形成小吃一条街。

商人、水客和苦力都没工夫回城吃饭，往往就在那里解决吃饭问题。

那些穿着的广东豪商们一边吃蟹黄包边谈事，往往几个包子的功夫，便在路边谈成几百、上千两的生意。

九月末，东北信风如约而至。

上千艘广东商船运送军需而来，此时舱内已塞满在江浙采购的货物。

在劲风的推动下，商船陆续出发南下。

由于九月后很少台风，这趟旅程不仅迅速，而且十分安全。

朱由榔的座驾也在南下的行列之内，经过近二十天疾驰，十一月初他已站在广州的土地上。

北伐的一年半时间里，广州府又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北伐之前，户部发行近八百万元北伐国债，其中大部分由大明央行购买。

主持军需部的郑经拿到户部转交的纸钞后，又全部投入军需采购当中。

在天量订单的催化下，军火商、粮商、被服厂、铁器厂、造车厂……几乎半个广州府的工厂都在玩命地扩大生产。

比如张阿生创办的桂山渔业公司，上市后一直不温不火。盐价上涨导致咸鱼成本居高不下，蚝油的销量又不够多，没给股民分多少股息。

但接到五百万斤咸鱼的订单后，他的伙计们全都发了疯似的围捕海湾里的海鱼。还好养了三年，海产足够多，否则真不够十万明军吃的。

广州的几家造车厂的境遇也差不多。

在北伐之前，朱由榔向他们定购了几千辆辎重运输车辆，要求每辆车都合适在京畿附近通行，装载五十石粮食时，用一匹马或者一头牛即可拉动。

为了造出这样的车，造车厂不约而同地选用钢铁制作车身和车轮，配上滚珠轴承和弹簧减震器。

确定车型后，又一夜之间就招募上千个学徒，日以继夜地造车。

各大军火商就更不用说了，三个字——玩命造。

为了给东南和西南的明军配齐武器装备，工厂通宵达旦地赶制，很多人一年下来，休息也没有超过三天。

甚至还有报纸报道，有少量工人在工厂里猝死。据说是无良老板太黑心，让工人日以继夜地干活，不给工人睡觉的时间。

总而言之，在北伐之初，广州、佛山和香江就变成了大工厂。不少工人一个月的收入竟高达五两银子。

后来，北伐军在江南、江西、湖广又敲诈到几百万两银子。

朱由榔变本加厉，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户部继续发行国债。在一年半时间里，大明央行为了购买国债，累计发行各类纸钞超过一千万元（一千万两白银或等价铜钱）。

所以，当他再次回到广州时，广东市面上的纸钞总量已超过两千万元。

对此，内阁首辅兼户部尚书郭之奇忧心忡忡，认为正在流通的纸钞实在太多了，多到令他有些害怕的地步。

“怕什么呢？难道我们的准备金不够吗？”朱由榔很奇怪地问道。

“那倒不是，央行银库存了八百多万两白银，准备金还是够的。不过……我们一年半就花掉一千五百万两银子，真的不会出事吗？现在广州物价飞涨，钱已经不值钱了。比如说雇短工，国朝十七年，月钱八百文便能雇到一个既壮实又勤快的，现在起码要三两。”

郭之奇细数这两年的变化，很多东西都变得特别贵。

比如说吃肉、喝酒、听戏、雇车，总而言之，除了朝廷严密控制的米价没涨多少，其他东西的价格几乎都翻了一倍或者两倍。

他认为，这就是朱由榔经常警告的通货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