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榔本来想说，不就给雇工涨点工钱，多花不了多少钱。不过仔细想想，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早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前，各方诸侯就要求治下臣民为官府服徭役，以提供修桥、补路，治水，筑城等大工程所需要的大量劳动力。

可以说，徭役就是一种赋税，臣民以提供劳动的方式缴纳。大明开国后，徭役所包含的范围再次扩大。

比如说官衙的皂隶，监狱的狱卒，驿馆的驿夫、馆夫，递运的水夫、车夫等等，都是由百姓自带干粮担任。

后来，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将徭役按亩折算缴纳。部分未折算的徭役，农民也可以出钱代役，由官府雇人代为承应。

这项改革一度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不过地方官府总会想办法“变通”，执行到后来，农民既要交钱，也要应役，过得反倒比以前更惨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朱由榔来了个一刀切，废除所有徭役。之前的练饷、助饷、均徭等乱七八糟的费用也一律以折合成正税。

也就是说，在大明治下，自耕农只需要负担一种税，按田亩收取。

现在的正税比崇祯朝要高很多，不过没有了各种杂费折银，小自耕农的总负担反而比以前更低。

士绅大户则恰恰相反，他们有功名在身，一向只缴正税。如今正税是以前的几倍，接受投献已经无利可图。

这个收税方法相当于劫富济贫，自耕农的处境极大改善，所以大明治下才会那么团结，很多农民就算献出生命也要和满清打到底。

不过有利亦有弊，朝廷需要雇佣的人也空前的多。

比如广州城内有南海、番禺、新城三个巡检司，在册巡检兵超过一千五百，除了六个正副巡检是官，其他所有人都是雇来的“临时工”。

还有负责扫街、清淤、灭鼠的街道司，人数也超过一千；

还有各衙门的差使……

仅广州、佛山、香江三地，吃“公家饭”的人加起来就接近两万。

以前人力不值钱，养这些人一年花费三十万两就够；按现在的行情，则至少需要八、九十万两。

仅这些就算了，广州府还雇了很多人去平整地块，去码头为军队装卸粮草物资……

林林总总加起来，朝廷需要在雇人这件事上面额外支出一百多万元纸钞。

央行冒着被挤兑的风险超发，额外所得纸钞不过七八百万元，现在额外支出就接近一百五十万，不是小数目了。

郭之奇还说，如果这个趋势不遏制，事情将会越来越糟糕。普通战士的月饷还不到二两，如果让他们知道进厂当雇工能赚三两，说不定会影响军心士气。

“嗯，确实是个大问题。”

朱由榔冥思苦想了一阵，发现出现这个问题是必然的。

在北伐前，朝廷将准备金从一比一调整到一比二，市面上凭空出现几百万元纸钞。

后来，明军又从江南运回几百万两白银作为准备金，央行再次翻倍，又陆续印了不少。

现在不是央行滥发导致纸钞对白银贬值——纸钞兑换白银一直是一比一——而是白银本身正在贬值。

在朱由榔的脑子里，冒出一个久违的概念：过量投资导致经济过热。

具体过程是这样的：

首先，朝廷为了给北伐准备物资，超发数百万元纸钞，用于给工厂下订单；

然后，各路商人用这些钱来扩大生产，给雇工涨工钱；

最后，雇工拿到高额工钱，推高了物价。同时，整体用人成本提高；

这个趋势不尽快遏制，会出现很多问题。

比如方以智就提出，兵部奉旨招募两万新兵作为北伐预备队，现在已经遇到困难。很多壮小伙情愿跑去工厂当学徒，也不愿意应募入伍。

朱由榔苦笑了一下，尴尬道：“也不至于恶化到这个地步，雇工每个月拿三两，那是一天干七八时辰，累死累活干出来的。如果一天干四五个时辰，拿不了这么多。”

郭之奇反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