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方朝阳道。

“他坐在大办公桌的后面，上嘴唇碰下嘴唇，说得轻巧，朱红丽死了，线索也断了。”尚勇不满道。

“好了，咱们也别背后谈论领导了。商再军交没交代，为何要杀背包女孩余青？”方朝阳岔开了这个话题。

“说是童年留下的心理阴影，面积很大，见到有一条粗辫子的女孩，就控制不了杀心。”尚勇道。

应该不是撒谎，夜跑女孩沙梅子，就扎着一根粗辫子，很干净利落的样子。

在方朝阳的审案经验里，除了那些过激杀人者，大部分蓄谋杀人的案例，都有童年的伤疤，或者是单亲家庭，或者受过严重的侮辱。

当然，这些都不能成为杀人的理由，可以找心理医生疏导。只是，心理医生的数量太少，鱼龙混杂，收费也偏高，让许多人倾诉无门。

尚勇边吃边讲述商再军的童年经历，抛开他犯下的恶行，倒是可以写一部血泪浸泡的苦难史。

那是个纷乱的年代，商再军的父亲曾是一名，不知道犯了什么错，让一群拿着红本本的年轻人给盯上了，被强行从办公桌后拉出去，脖子上挂着个纸壳牌子，四处弯腰检讨认罪。

商再军小时亲眼目睹，父亲被一名穿着草绿色制服，扎着粗辫子的女孩，用腰带抽得死去活来，他吓得在一旁大哭，也被不耐烦地扇了好几个耳光，一脚踢在裆部，红肿了好长一段时间。

后来就有人通知，他的父亲去世了，死因说法不一，追问之下，来人一会儿说自杀，一会儿说犯病，没多久就走了。

但是商再军认为，父亲是不堪折磨而死。没什么补偿，何况也不敢要，后来就生活在富余村，很艰辛地把他拉扯大，家庭非常困顿，甚至去捡病死的家畜回来吃。

记得有一次，商再军拿刀将发臭的腐肉砍碎，还引来了的落泪。

“他什么时候去世的？”方朝阳问道。

“十九年前。”

“差不多对上了，六二五碎尸案就发生在富余村的玉米地里，应该也是他干的。”

说这句话时，方朝阳的心头是沉重的，如果证实是商再军所为，那就真出现了冤案，公检法都要接受舆论和良知的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