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东林党人秉持只要非我同类，必然属于奸佞之辈，于是温体仁自然而然被斥为奸党。

温体仁虽然名声不是很佳，但是在大是大非上还是相当的公平。正是因为如此，本届科考整个过程相对来说非常公平。科考阅卷程序复杂，而且责任到人，并有专人监督。因此，每份朱卷上至少有6个各环节负责人的签印。誊录手、对读生的姓名、籍贯也要留下来，标注在墨卷的末尾，以备查验。

当温体仁看到卓青枫的试卷《大明国士》时，不禁为之惊叹，开篇即破题，大明需要什么样的人，然后立意为这种人能为大明做些什么？转题为国士与大明的关系，最后收题为大明的国士需要什么样的品质，什么样的能力。

这篇科考文章，实在不能称之为应试文章，实在是流传千古之文，在八股的局限之内按说不应该有这种文章的，当年苏轼那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已经属于科举史上的神作，然而到了明以后，八股的局限下实在难出佳作。当下，温体仁大悦，随即大笔一挥，在试卷上写下了“取”字。

当这篇文章转到前东林党人，现任内阁大学士，甲戌科主考官吴宗达的手上的时候，初开始观之，也不觉惊叹，但是一看到考生姓名卓青枫，籍贯湖北襄阳，不觉拿起的笔又放了下去。作为吴宗达，他为人和善谨慎，此次科考，复社领袖张溥、杨廷枢、吴伟业等人找寻到吴宗达，请求在水平同等的条件下，给予复社考生一定的优势，让复社之人位置靠前。作为前东林党人和家乡故地名士的请求，一向爱做老好人的吴宗达自然点头答应。

襄阳之地，非复社之人，更有考场半日就交卷藐视考官，吴宗达提起的笔放下后又拿起去，始终犹豫不决，当看到内阁首辅温体仁的“取”字后，终于下笔写了“中”，然后就附上了建议“末位”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