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现在有钱的主，毫无疑问不是崇祯皇帝，而是关外的满清皇帝皇太极，每次满清入关劫掠都会抢去大量的人口和白银，可惜，关外缺的是物资而不是白银。

目前关外灾害频发，粮食、食盐、棉花、铁器等等都是迫切需要的物资，并且价格要高出明廷三到四倍，最高的会达到了十倍，所以对满清的外贸应该是利润最大的。至于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那是有钱没处花，所以和他们的贸易就是捡钱，至于贸易的商人，他也已经想好，山西的晋商好像就是专门从事这些交易。

说起晋商，不得不说起明朝的九边军制。

明仁宣之后，特别是经历“土木之变”的惨痛失败，明朝失去了对外发动战争的力量，国家安全战略不得不由主动进攻转为被动防御。这个时候，长城的防御作用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为了防御蒙古军队的攻击，明朝政府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边境划分出九个战区，即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又设山西、固原两镇，是为九边。

九边各镇设镇守总兵官、副总兵官、参将、游击将军、守备、千总、把总等官，无品级、无定员。其总镇一方者为镇守，独镇一路者为分守，分守一城一堡者为守备，与主将同守一城者为协守。此外，又有提督、提调、巡视、备御等官，各镇都驻有重兵。

万历中期，各边仅主兵就有六十万左右；还有为数甚多的客兵。如蓟州镇，隆庆时，主兵原额为三万人，万历初连客兵在内达十六万五千余人。

九边之设，使明朝北部边塞形成一条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广袤万里、烽堠相望、卫所互联的北方防线。对加强北部边防，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也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明朝为此加饷加税，尤其在明中叶以后，使人民负担沉重；而各级军官的残酷盘剥，又使饷银短绌，军士往往因生活无着而发动兵变。

各边为进行备战与士兵给养所需的军饷，明初多仰给于屯田，正统后，逐渐由京师太仓供应。各边额数，弘治、正德时每年约四十三万两；嘉靖时的最高额，每年为二百七十余万两；万历时，每年则达三百八十余万两，相当于明朝每年田赋收入的总数，成为明朝财政日益拮据的重要原因。

九镇戍守的军队有数十万之多，最多时达一百二十余万。要让这么多军队守在边境，那么，就必须解决好他们吃喝拉撒的后勤问题，而这个问题不但极其重要，也是让明朝政府始终头疼的大麻烦。

明朝建立之初，军队的后勤主要靠的是屯田来解决。但是，这个老办法却解决不了明朝九镇的后勤问题。九镇处于边境，戍守的明朝军队经常要和入侵的蒙古军队开战，根本没有时间种田。而且，按照当时的农业技术水平，那里的环境也不适合种田。就算没有蒙古军队的频繁骚扰，仅靠屯田来解决数十万军队的吃喝，也是非常不现实。

边境屯田不行，那就只有从内地往边境运粮。但是，在当时的交通运输水平下，这个办法的成本极其的高昂，运一石粮到边境的费用竟然高达七石。当时山西平阳知府曾上奏说：“平阳属县秋粮当输大同、天城诸卫，道路一千余里，民苦挽运，负欠久年。”

这么做不但成本高，而且老百姓还怨声载道非常的不满。一个名叫倪岳的大臣在奏疏中描述道：“徒步千里，夫运妻供，父挽子荷，道路愁怨。”

不防守，蒙古军队杀进来，首先遭殃的就是老百姓。可要防守，军队就不能饿肚子，运粮过去，老百姓也要受苦。这个问题非常的让明朝政府头疼。终于，“开中法”被提了出来。

所谓开中法，就是说让商人把粮食和军队需要的其它物资运到边境，然后拿着军队给的收据，跟政府换盐引。中国历史上的盐一直是由政府垄断禁止私人买卖的，明朝政府想出来的办法就是用盐来和商人进行交易，这样一来，政府解决了军队吃喝拉撒的问题，老百姓不用背着粮食千里迢迢服役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