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五岁时，父亲退出了村干部的队伍，母亲问他退下来的原因，他闭口不谈，相当烦躁。

尽管他不再是村干部了，但他依然“忙碌”着，母亲也不知道他都忙些什么，总之几乎不在家，除非家家烟囱里升起袅袅炊烟时他才回家，总是姗姗来迟。我从几个村民带着嘲弄语气的闲聊中获悉，父亲仍然在忙着为这家打狗，替那家撵鸡，忙得一点也顾不上家。

“怎么还没烧火做饭！”肚子饿的“咕咕”叫的父亲，回家后的第一句话通常是在埋怨母亲。

“你天天不着家！家里活一点儿也不干，你怎么不做饭。”母亲抢白道。

“我做饭！我做饭要你干什么！”父亲吼着。

“是不是又在外面替人干活，别人却没管饭，你生闷气瞅着啥都不顺眼，在别人面前使不出来，只好回家拿我撒气啊！”母亲叫道。

“你妈逼！你畜类！你外庄货！”父亲连声骂道，把骂人的狠话全撂出来了，接着“啪”一声将一只茶杯摔碎在地面上，像天女散花一样，瓷片溅得到处都是，我和姐姐躲在一旁猛然哆嗦了几下。

“让我说着了，所以挂不住了吧！”母亲不依不饶道。恼羞成怒的父亲冲上前去就要扭打。

“你娘的养汉逼！”父亲骂道。将对方的母亲都抬了出来，这是最恶毒的骂语，父亲想必是怒极了。两人出手挠了起来，很快母亲被摁到大炕上动弹不得。

我在一旁眼巴巴瞧着这一幕幕闹剧，心情简直遭透了。“你们怎么不去死呢？”我想道。最后两人闹累了，呼呼喘着气，慢慢平静了下来，父亲坐在小凳上狠狠地吸烟，母亲则整理整理衣服走向灶台。

毫无疑问，这顿饭又晚了。

而我们的早饭吃到八九点、午饭吃到下午一点多、晚饭通常九点多才吃完已是常态。通常情况下，我们还没做晚饭，四邻八舍喜欢热闹的人已经拿着手上的营生聚到我家了，母亲照旧礼貌地泡上茶，并亲热地陪着来人喝茶聊天，边聊边烧火做饭，当我们的饭做得之后，来人已经将手中的半个鞋底纳完了。

我们全家通常是在众位来人的“监视”下吃完那顿饭。

饭吃完后，母亲照旧将饭碗“哗啦啦”扔到锅里，舀一瓢凉水泡上，转身投入到喝茶和聊天的热闹里，此时，人家已经纳完整只鞋底了。我和姐姐躲在阴影里，看着她们聚在灯下家长里短和鸡毛蒜皮，最后精疲力尽坠入梦里。

“唉，天不早了，得回家睡觉了。”人家看看时间，晚上九点多了，起身离去。母亲也上炕，为已经睡着的我们掖掖被角，然后睡下。

第二天早上，村民们已经吃完饭下田了；更有勤者，凌晨四点下地，已经锄完半亩地回家了，母亲才懒洋洋地起床，开始刷锅洗碗准备做饭。

我时常想：在这个家庭里，至今还能吃上饭，也无人饿死，还能健康的存活真是奇迹。

“这他妈都几点了还没做饭，旁人还有事儿啊！”父亲起床后抱怨道。

“那你咋不早起来烧火！”母亲抢白道。

“你能不能不要等到做饭之前，才想到要刷锅洗碗的！”父亲讥讽并嘲弄道。

“那你能不能有一天好好呆在家里，替家里干点儿活，再为自个儿打算打算，而不是整天为别人家敲鸡打狗的！”母亲也嘲弄并反讽着。

“妈逼！简直跟我说不到一块儿去！”父亲骂道。

“哼！好像我能跟你说到一块儿似的。”母亲回敬道。

“还想不想过了，不想过趁早散伙！……”

这天，我们的早饭吃到了上午十点。

终于有一天，村里有人来我家，跟父母商量我的上学问题，要进入村里建立的“育红班”。

育红班，设立在村子中部的大队部，四周没有院墙。当我背着一个布袋改成的书包站在教室门前时很是紧张。抬头看大队办公室门口竖立着的那根高大的旗杆，近乎眩晕般地望着它顶端一面红旗在烈烈飘扬。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育红班的一员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