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嫌疑犯（艾伦·巴金）。于是乎，每一个指向其罪行的场景都有反讽的转折：以正义价值而论为正，但以爱情价值而论则为负。在成长情节《闪亮的风采》中，大卫（诺亚·泰勒）的音乐胜利（正面）却招致他父亲（阿明·缪勒－斯塔尔）的嫉妒和残酷压制（负面），把这个钢琴师逼进了一种病态的不成熟状态（双重负面），从而使他最后的成功变成了一种艺术成熟和精神成熟的双重胜利（双重正面）。

◎说教倾向

有一点必须谨慎：在创造故事“论战”的维度时，必须万分小心谨慎地给予交战双方同样的火力。在构思那些与你最后陈述相矛盾的场景和序列时，必须像构思那些强化你最后陈述的场景和序列时一样，赋予等量的真理和能量。如果你的影片以反思想结尾，如“犯罪有益，因为……”，那么你就必须放大那些可以引导观众觉得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序列。如果你的影片以正面思想作结，如“正义胜利，因为……”，那么你就必须强化那些表达“犯罪有益且非常有益”的序列。换言之，不要偏向“论战”的任何一方。

如果，在一个道德故事中，你准备把反面人物写成一个无知的傻瓜，并自作自受地导致了自我毁灭，难道我们就因此确信善良将会战胜邪恶吗？但如果，你像古代的神话作者一样，准备创作一个几乎无所不能、快要得手的反面人物，你将会迫使自己创造出一个足以应付这一场面，并变得更加强大、更加高明的正面人物。在这种平衡讲述手法的运用之中，善良战胜邪恶的胜利才变得切实可信。

危险之处在于：当你的前提是一个你感到必须向世人证明的思想，而你把故事设计成一种对那一思想不可否认的论证之时，你便已把自己推上了一条说教之路。在急欲劝诫的热情之中，你将会压抑另一方的声音。在你将艺术误用和滥用于说教之时，剧本将变成一部论文电影、一通欲盖弥彰的布道，因为你试图通过这部影片而一举改变整个世界。说教根源于一种天真的热情，认为虚构作品就像手术刀一样可以用来切除社会的毒瘤。

这种故事大都采用社会剧的形式，一种具有两个限定性常规的沉重类型：指出社会弊端；戏剧化地展示疗救办法。例如，作者也许会断定，战争是对人性的摧残，而和平主义是其疗救方法。由于他周身沸腾着一种急欲让我们相信的激情，因此他笔下的好人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人，而他笔下的坏人也都是非常非常坏的人。所有对白也全都是对战争无益和疯狂的“切中要害”的悲叹，认为战争根源就是“统治集团”的肺腑宣言。从提纲开始到最后定稿，他在银幕上填满了令人作呕的画面，以确保每一个场景都在替他大声疾呼：“战争是一种摧残，但是可以用和平主义进行疗救……战争是一种可以用和平主义进行疗救的摧残……战争是一种可以用和平主义进行疗救的摧残……”直到你自己都想端起一把枪来。

但是，反战影片中和平主义的呼吁（《多可爱的战争》、《现代启示录》、《加里波底》、《汉堡高地》）很少唤起我们对战争的敏感。我们并不信服，因为在意欲证明他有正确答案的冲动之中，作者视而不见一个我们大家都一目了然的真理——人是好战的。

这并不是说，从一个思想观念开始就必定会产生说教般的作品……但这确实是一种风险。随着故事向前发展，你必须心甘情愿地去关照相反的甚至是对抗的思想。最优秀的作家都有一副辩证的灵活头脑，可以轻易转换观点。他们既能看到正面，也能看到负面，还能看到所有不同程度的反讽，并真心实意令人信服地找出这些观点中蕴含的真

在于你能多么强硬地断言你的主控思想，而在于它将如何战胜你为它部署的各种强大的对抗力量。

我们可以来看看斯坦利·库布里克执导的三部反战影片中无与伦比的平衡。库布里克和编剧对影片的反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从而能看到人类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