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诸般苦难也随之降临，岁末，街头或废墟上收到一万多具尸体。

但是，难以置信的是，被日本占领军包围，直至四年后偷袭珍珠港以后才结束的“孤岛”上海，却开始享受表面上的反常经济繁荣。公共租界内的棉纺厂以英、美公司的名义重新运行，利润达到两倍、三倍，七家新厂建立起来。

面粉厂每年的产量增加百分之十。美国控制的上海电力公司的规模扩展了百分之十，设备添置费达200万美元。公共租界内出现了400个小型企业，而大部分都来自日占区，制造业、化工产品、药用油、玻璃器皿、灯泡、手电、电扇、糖果，以及香烟等等由于这些产品的原材料只能依赖进口，故海运业和保险业也得以发展。

移民包括为逃避欧洲迫害的犹太难民需求之增长所带来的刺激是造成这种繁荣的主要原因。另一类不断增长的需求，则来自于经日占区交通线而与内地“自由中国”的贸易。

1940年年初，这类贸易额估计高达12亿美元，日本军官们则依靠受贿而发了横财，他们极易接受中国商人的贿赂现在阿廖沙的商会和蒲素的商行也加入了进去。

出口贸易也得以改善，主要是因为上海的50家德国公司包揽了大量的海运业务60的茶叶、70的芝麻、75的菜油、40的猪肠、25的鸡蛋产品，以及上海市场上所有可用的皮革制品，以在饮食、衣服和鞋子等方面支持第三帝国的战时经济。

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人维持了一个流亡的上海市政府。。尽管如此，当国军于11月11日一从上海撤退，日本当局就提议由若干名人杜老板、虞老板等，接管城市的行政管理，然而，这些对象不是离沪前赴香港，就是表示异议，因为他们害怕遭到民族主义者的攻击。

天主教神甫陆伯鸿在南市有轨电车、电力公司以及闸北自来水厂拥有大量投资，他同意组织一个“南市地方自治委员会”，但是拒绝岀任市长。

因此，当1938年1月华北的傀儡政权并人以王克敏为首的北平临时政府，华南则于1938年3月在南京成立了以梁鸿志为首的维新政府。

伪政权宣称，它将废除一党专政，建立宪政政府，消灭共产党，避免东亚“赤化，巩固中日和平合作，使难民重返家园，成立保安组织以清除盗贼和进行“清乡”，救济失业者，借助外国资本和“友邦”，促进工农业生产，协助现有的工业和金融机构增产、发展，使国家富裕起来，将中国的传统道德价值与国际科学知识相结合。彻底改革教育，废除此前导致民众沉重负担的苛捐杂税，坚决支持和鼓励人才的充分使用、对政府的自由批评，以及严格限制下层官吏的腐败与专政。

外国观察家们觉察到，1938年6月间，上海出现了一股强烈的“爱国热情”浪潮，在所有的周年纪念活动上都飘扬着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旗子。诸多小报上发表了不少主张武力的社论，正规的报纸则撰文鼓励青年们参加或组织游击队。6月10日，发生了袭击通敌分子的七个恐怖事件中的第一件。一个名叫尤菊茹的棉花经纪人受伤，他是日本人赞助的上海市民协会的成员，其俄罗斯保镖则被杀。

翌日，维新政府的一名小官遇刺受伤。6月18日，伪政府的土地委员任保安在中国通敌分子与日本朋友的一次舞会h上被杀。六天以后，一名男子被杀于律师事务所，而尤菊亦的四个朋友则在一家旅馆客房内遭到枪击，第二天，亦属上海市民协会成员的粮商顾警一被杀身亡。

6月29日，刺客们伪装成乞丐，暗杀了伪政府船舶检查处处长尚德明。

对于这一恐怖活动浪潮的评价，舆论方面的说法不一。有些迹象表明，这是通敌分子对立派别之间的纷争，他们都想获取日本人的政治宠幸和金钱支持。人们推测，这些伪装的爱国事件实际上是争夺日本的战利品。另一些人认为，这是被船舶检査员征收重税而激怒的米商或船夫的报复性谋杀。

然而，多数人认为，这是某个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