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人士。

但是，红脖子笑了笑：“我想象得出当胡佛知道我邀旅中共产党人加入研究、侦察和分析处后合作何感想；胡佛善于在国内捉拿强盗和间谍，但对国际事务一窍不通：在敌对图家内没有激进分子的帮助，我就不能利用地下工会组织，没有一个人能像李事群那样能就内部的局势作出正确的判断；时机一到；自然要收拾我们那些老家伙的，不过这要在他们为我们战胜那些坏蛋，并在亚洲出现真空地带时为我们巩固亚洲阵地这一切工作完成之后。”

可是他仍然被召到国会去作证词，当然是胡佛“打了小报告。”他和以往一样笑了笑说：“如果我们想有一个从我们观点来看，全部由水晶一样纯洁，即符合胡佛标准的人员组成的组织，那末就只会有一个一生下来就死去的婴孩了，因为做工作的是人，而不是他的思想；请给我的工作人员一个冒险的机会，把他们认为有用的人请进机关来吧。请记住，战略局的反间谋处是由李事群这样一位你们所熟悉的法学家来领导的，他一贯是维护我们联合企业利益的，正因为如此，他才和工会组织尤其是亲共工会拉好关系的，其目的是为了解敌人大本营内发生的一切情况。”

在他作证词的那几天，我们打听到战略局的首批新闻简报开始送到了白宫。这批简报是由战略局一批年轻人编写的；情报有趣而客观；人们不再揪住我们的人不放了，他正好也达到了目的；手脚放开了，开始向伦敦、非洲、以及我们中国和印度派遣情报人员，真正长远的工作开始了。

然后，他们又建立了一个精神作战处，即心理作战参谋部，在这里编写对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无线电广播节目的纲要，也给欧洲和亚洲抵抗运动印制传单，为地下活动拟制报纸宣传要点，物色未来的编辑、评论员和主要的记者，即在做与国际知识界的联系工作。

由于精神作战处中应吸收一批激进人士，因为那样的人在内心总是对一些暴力倾向抱有好感的，所以出于要巧妙地保持平衡，又建立了秘密侦察处和特别行动处。就这样他安排了所有关键部门的工作，以便使哲学家们经常能把自己的分析或交给亿万富翁或那些搞金融的贪婪的大鳄。这些人先后都出任过他的上司，均以激进和坚决反俄而着名。

我们的银行副总裁控制着其他地区的地下活动。看上去是美国一家最大的广告商行里很多都是提名我们自己的人担任处长；他们把驻上海精神作战处，战略局东京组和重庆黑色宣传”处等领导职位给予了这个代理机构。石油公司要求把战略局驻重庆和瑞延安机构的领导职位给自己，以便打通和西部地下运动的联系，并组织一个遍布全国的监视网。

现在最大的电影华侨影片公司，则要求得到驻扎在延安周边间谍组织领导职位，因为正是通过它，我们才可以与欧洲有着良好关系的中立国家之间为以后赢得一个推销自己产品的巨大市场。

银行组织现在已经为战略局投资了两万美元，帮助他们在北美建立地下小组；战前这些银行家在当地曾获取过重大利益；为了未来应该花钱所以预先投进了资本。

胡氏银团要求得到战略局在新加坡和雅加达驻外机构的关键职位；还曾签订过一项协议，在盟国解放巴黎后把战略局驻法国机构的领导职位也分出几个让他们指定的人来担任。邵氏的三小姐，全上海最富有的女人，嫁给了美国参议员的儿子百万富翁戴维，他是战略局参谋部的成员和驻伦敦机构的头子，这是美国情报机关的一个关键职位。

因为战略局是作为所谓“美国反暴力倾向”的目的而建立的，因为俄国人是反对德国国防军队的主力，因为左翼即共产党和社会党地下运动在反对德国的游击斗争中起着主导的作用，最终也因为白宫和克里姆林宫的关系变得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相互信任，所以各行会要求组织对抗措施，因此“绝密文件”在内部纠合了一个主要依靠侨民的“军统小组。”

胡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