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向大宋的四京之地辐射，宋朝的四京之地选择非常妥帖，无论是西京洛阳，还是南京应天，亦或是北京京兆府，互相之间的距离和对地区的中心化都是相当完美的。
这也同样给普惠商号提供了便利，每一个陪都都会成为普惠商号的扎根之地，老赵家对待商人还是相当宽容，税收虽然也不算少，但对商业并没有采用前朝的打击抑制，而是一种便向的扶持。
自从秦代的商鞅变法开始之后，国家就是以农业发展为基本根基，重农抑商也就一直沿袭下来，到了汉朝的时候，发展农业已经成为了立国根本。
儒家思想和法家的相互融合成为了汉朝重农抑武的主要思想，从此之后，历朝历代都开始效防，在这方面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于商业不断抑制，商人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地位，也不是什么光宗耀祖的职业，并且建立了一系列限制商人活动的政策和制度，这让商业发展更难。
而到了宋朝对于市场虽然进行了一些管制，但却废除了唐时严格坊市制度，老赵家已经发唐以及五代时的商业模式以不再适用当下。
宋人自己并不知道，随着宋朝的商业发展，城市化进程开始加快，市场规模逐渐扩大，商人越来越多，地位越来越高，农业已经不再是国朝税收最多的存在，商业成为了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这就是一种改变。
但在叶安看来，宋朝没有限制“土地兼并”，这虽然是一项强大的隐患，但也是国家转变的机遇，农民手中土地越来越少，只能另谋生路，这也使得城市人口剧增，城市的人口多了，对于商业发展自然便有了基础。
此次回京叶安对普惠商号的未来进行了一次长远规划，尤其是普惠商号的总号掌柜们，他们已经知道了叶安的意图，接下来的时间不再把重点放在东京城，而是四京之地的分号，用叶安的话来说，东京城的扩展模式已经到达了瓶颈，没必要往死里压榨东京城的价值和空间。
当然，这也是叶安为了缓和与宗室之间矛盾而必须走的一步，宗室毕竟是天家的近亲，叶安身为依靠天家的孤臣，与宗室闹得太僵自然不好，这是刘娥之前传达给叶安的意思，希望叶安与宗室和解。
而叶安也需要一个空间，他没办法与宗室一直对抗下去，他现在要发展格物之学，朝堂之上的大佬们已经看穿了自己的意图，开始对格物下手了。
儒学与格物之争以初见端疑，对于这种“高端学术”问题必然是朝中大佬最先注意到，而并非普罗大众。
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王曾和吕夷简的目光相当长远和深邃，他们看到了格物的兴起，也看到了儒学的危机。
这次交锋人家用了一个简单的手段便让叶安狼狈不堪，不得不再次依靠上刘娥这棵大树，所谓的孤臣也快做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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