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台主簿，还没到任，便上书反对。

一下子激怒了仁宗，于是革职不用。

当时大臣们也认为石介做得不对。

他地位低微，竟对皇帝已行之事妄加谏阻，革职是罪有应得。

欧阳修病体刚愈，回崇文院上班，听说此事后，甚觉舆论不公。

他觉得石介之论，并无过失。

“足未履台门之阈，而已因言事见罢。

真可谓正直、刚明、不畏避矣”。

如此好义之士，不仅可为主薄，甚至可以直接做御史。

而作为石介的荐举者杜衍，却屈从皇帝的意旨，不敢站出来说话。

唯有他，连夜写下《上杜中丞论举官书》一文。

“上虽好之，其人不肖，则当弹而去之；

上虽恶之，其人贤，则当举而申之”。

正直之声，令人振聩发聋。

他大倡言事之风，甚至不惜开罪于年高德劭的前辈长者。

庆历之时，范仲淹发起的庆历新政。

范仲淹关注吏治腐败，而他关注的是财政痼疾，写下长篇论文《原弊》。

他以尖锐的笔触揭露了当时普遍存在的“诱民之弊”、“兼并之弊”、“力役之弊”以及“不量民力以为节”、“不量天力之所任”等等弊端。

一时间辱骂之声如潮水一般袭来，但他无畏无惧。

后来吕夷简诬告范仲淹等人结党，余靖、尹洙相继被贬，而以规谏朝政得失为职责的台谏官员们因为惧怕而缄默无语。

尤为可气的是，左司谏高若讷还在某次聚会上高调非议范仲淹，认为罪有应得。

他立即挺身反唇相讥，后又写《与高司谏书》一文。

说实在的，在当时如此严峻的政治背景下，他很清楚这样一封书信将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后果。

但在文章的最后，他依然大义凛然而又语带讥讽地写道：

若犹以谓希文不贤当逐，则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尔。

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使天下皆释然知希文之当逐，亦谏臣之一效也！

痛快淋漓！

诸如此类的事情，他干过不知道凡几！

怕事？

他欧阳修何时怕过，他何曾是怕事的人！

欧阳辩看到傲然而立的欧阳修，颇为自己的父亲骄傲：

“欧阳修不是怕事的人，难道欧阳修之子欧阳辩便是怕事之人？”

父子对视，哄堂大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