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取代了辞赋的文坛巴主地位。汉代经学的演变和文学类似，从东汉初期起，经学界悄然兴起删繁就简之风，为的是便于传授。有的是一删再删，解经文字大幅度精减，是对以往烦琐之风的有力矫正。

汉代经学对汉代文学思潮也有很深的影响，两汉文学思潮很少超越经学的籓篱，文学思潮很大程度上是经学的延伸和具体化，许多作家兼有经师和文人的双重身份。毛诗序阐述的基本观点，成为汉代文学思潮的灵魂和主调。毛诗序主张诗歌要“发乎情，止乎礼义”，用儒家的论里道德来规范情感的表现。它强调诗歌的讽谏教化作用，将其功能归结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仁论，美教化，移风俗”，有很浓的“工具论”瑟彩。汉代文学批评主要是以毛诗序的上述观点为吃度，对各种文学现象作出判断。汉，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对汉赋的评价，都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各家的褒贬毁誉不同，但都是从经学的几点上立论，以经论屈蚤，以经论汉赋，在这点上并无根本的差异。即使像王充那样富有批盼精神的思想家，在评论各种文学现象的时候也经常以儒家经典为依据。汉代文学思潮还有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侧面，这就是司马迁继承屈原的“发愤以抒情”而提出的“发愤著书”说，他把文学创作视为抒发抑郁之情的一种方式，是遭受压抑以后的情怀爆发。但是，在经学风气弥漫的汉代，司马迁的这种文学理论难以得到发展，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经学思想的超越和冲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