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在这个时间点，把释放文天祥的信号放出去，其实是有另一番算计的。

原因是，他对东瀛势在必得。

表面上看，攻打东瀛与释放文天祥似乎没有什么联系，是完全不搭边的两件事。

可只有忽必烈自己知道，这两件事关联很大。

说简单点，忽必烈缺钱了。

在中原地区以及周边小国用兵，和蒙古帝国时期完全是两回事。

在成吉思汗和蒙哥汗时代，蒙古全民皆兵，大汗一声令下，各部齐上。

只要带上武器和战马，走到哪抢到哪，就地补给，来去如风。

战争的成本很低，甚至只要有仗打，就不会亏本。

但是，入主中原之后的局面却完全变了。

频繁的攻城战，长时间的拉锯战，使得蒙古神军没办法像在西亚和草原那般靠打赢来补给。

别的不说，襄樊前后打了三次，最后一次打了六年。重庆更是拉扯了三十多年。

这使得忽必烈不得不改变政策，学汉人一样，屯田积粮，重视财政，以备战争之用。

赚钱的买卖开始变成了赔钱的买卖，至少在征服某地之前，是看不到回报的。

这就像个无底洞，忽必烈即使是文武双全，也做不到连财税都亲力亲为。

所以，他重用阿合马、桑哥这些善于理财的色目人。

但是，钱是还不够。

忽必烈真的没想到，攻打一个小小的东瀛三岛居然比攻打南朝更加的耗财耗力。

远渡汪洋，粮道甚远，这其中的耗费让他头疼。

而且，为了一举拿下东瀛，也为了将来追击残宋余孽，他必需要建立起一支庞大的水军。

这玩意更烧钱，元朝几乎负担不起。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如何开源节流，尽快增加税收，便是一件重中之重的大事。

目前，大元的主要财政收入还是来自北方。

继承于金国的甘陕、河南、河北和燕赵、东山等地，经过几十年的深耕广植，已经完全掌控。

但是，由于要防范窝阔台汗国和金帐汗国，投入甚大。

加之南方新占，叛民不断，难以恢复生产，也需要北方支援。

如今的财税勉强维持现状自然没问题，但要渡海作战，却是彻底透支了北方的国力。

忽必烈自然知道这样下去不行，必须尽快平定南方民心，成为大元另一座钱库。

事实上，忽必烈为此早已经做出了诸多努力。

包括派遣国相阿合马南下亲治，还有极为宽松的对民政主；包括中统钞，也就是不惜血本的，兑换旧宋的十八界会子。

要知道，随着赵宋的渐渐覆亡，宋朝发行的十八界会子已经和废纸无异，百贯钞顶不上一贯钱。最甚之时，百五会钞只抵一贯。

而中统钞因为有各地的准平库银支撑，价值稳定。

官定三贯中统钞兑一贯铜钱的汇率，始终坚挺。

忽必烈为了赢得南方百姓的拥戴，诏令南方三贯会钞可换一贯中统，让百姓手里的会子不至于一文不值，更不至于倾家荡产，可谓是做足了功夫。

但是，没用。

即使忽必烈如此善待南人，还是民叛四起，就好像对赵宋无比忠心一般。

为此，忽必烈头发都急白了，只能祭出在南方有着超然地位的文天祥。

放了他，可以彰显忽必烈的仁慈，安抚民意。

杀了他，也可以威临四方，震慑宵小。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放或杀，哪一个对忽必烈更有好处？

对于此事，朝中议论纷纷，各持已见，让忽必烈也是犹豫不绝。

没办法，只得等阿合马回京，听听他的意见。

这一日，忽必烈于大宁宫中正批阅奏报。而上本之人，正是在高丽主持攻倭军务的张弘范。

上面除了禀报了三军务战的进度，另一件事就是——要钱、要粮、要人！

看得忽必烈眉头不展，又想起文天祥这事儿来了。

若有所思，便传阿丹入见，“去通传叶李、王积翁、留梦炎、赵与芮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