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淌了千年的京杭大运河，宛如一位知性女子窈窕、秀美而静谧。在运河两岸是那些烟雨中的楼台、清晰可识的古迹、幽深的宅院、湖泊中的莲舟、古老又具有时代气息的城池和在大运河上周而复始的一队队商船。

扬州，青枫雇了船只，带着阮三阮二两个仆人趁船北上，一路上水道繁荣，漕运衙门的兵船日夜巡视确保运河的安全。扬州到淮安一百七十公里的河道称为淮扬运河，这段运河此时既是黄金水道，也是文化廊道，无处不展示着大明南直隶的蓬勃生机和妖娆风姿。

明帝国迁都北京后，对江南的物质需求越来越多，“天下财赋，半出江南。”为了能让这些财赋源源不断、安安全全地运抵皇都，明朝将漕运总督府和河道总督府设在淮安，一个负责水陆运输，一个负责治水。淮安由此成为中央政府的漕运指挥中心、河道治理中心、漕粮转运中心和淮北食盐集散中心。

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漕运总督陈瑄疏浚沙河故道，清江浦由此诞生。陈瑄建立全国最大的内河漕船厂，厂房工棚达23里，集中了6000多精良工匠，在其后55年间共造船近三万艘。每当漕运时节，“帆墙衔尾，绵亘数省”，入京漕粮一年达600万担，居天下强半。

可无论这些驻淮的河道、漕运大员们如何治理，以淮安为界，大运河的南北漕运能力是非常悬殊的。江南源源不断的物资船运抵清江浦后，无法继续北上，只有改为车马陆运；大量的北方人士乘车马抵清江浦，换乘船只优游南下。清江浦“南船北马”局面再度形成，并且更加繁盛。清江浦的石码头被称为“九省通衢”而名扬全国。

在这条运河线上，留下了历代著名文人墨客大量的诗文名篇“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李白；“嘹唳塞鸿经楚泽，浅深红树见扬州”李绅；“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杜牧；“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等等。这些千古名句，描绘了扬州的“歌吹沸天”、极尽繁华

趁舟北上，扬州景美，淮安景好，运河上的繁忙和周边的景色让青枫已经忘记了这是在明朝末年，而且是在外有建奴，内有流寇的明末，运河蓬勃发展的生机无不展示着大明强劲的经济动力，只要崇祯皇帝能好好治理，这大明还是有希望的。

可是一出南直隶，进入山东地界，河道里面的船只明显减少，而且商船出行必然是数只同行，商船之上明显有护卫和保镖保护。单独行驶的仅有青枫他们这样一看就没钱的小船。至于漕运衙门的兵船几日会巡查一次，偶尔会有地方巡检司的小船进行一些例行检查。明末水路永远比陆路要安全的多，大概山匪流寇和建奴鞑子都属于旱鸭子类型，更重要的是运河水道乃是朝廷命脉，京师的钱粮都要通过运河由南边源源不断的补给。

一进入山东地界，船家特意提醒青枫三人，这里水贼猖獗，财物等一定要保管周密，一旦遭遇水贼偷袭，弃财免灾，保命要紧。这也是他们船家多年行走于运河之上的经验，尤其是这几年，水贼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狠，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口号，实际上官府的船只因为有兵丁护卫他们不敢劫掠，倒是百姓的孤船经常遭到他们的毒手。

再往北，运河两岸人烟逐渐稀少，最后连做饭的时段，也无法见到河两岸升起的袅袅炊烟。北方的城镇同样萧条，南北差距之大，令人震惊，这也就难怪北方的百姓向江南迁徙。渐渐的周围很难再见到其他船只，一只小舟，形影孤单的向着北直隶进发，大明的冬季已经悄然来到，两岸景色一片肃杀，堤坝边那一排排的白杨和桦树光秃秃的站立两旁，如同一个个墓碑一般黑森森的异常恐怖。

越往北去，寒意越浓，河面上雾气经常一天都不散去。船老大和阮二阮三已经习惯了少爷饭后在船头坐一会儿。一个蒲团，一杯香茗，青枫闭目而坐，越是冷清，越是人迹罕至，他的心越是冷静，大脑越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