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早期的鲁尔工业银行，到此前的联合船舶、苏伊士运河，再到鲁尔工业银行征信公司，英国人发现了德意志，或者确切的说就是莱茵的与众不同。

英国的所有创新，都来自于市场、私人机构，而莱茵的创新多多少少都有官办的影子。这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创新是偶发的、来源广泛的，而最终很少会完全归于官方，而后者是设计的、方向纵深的，而最终会被官方或者垄断资本家控制。

两者各有优劣，但如果前者领先，后者追赶，那么从效率来说，后者确实足以对前者构成威胁。

辉格党新任首相查尔斯格雷意识到了这一点，但限于此时代经济学理论的匮乏，他还不能如此精确的描述这种区别。他在1832年下议院第一次会议时发表演讲时提到，

“……我们注意到莱茵对我们的追赶。

这是一种以政府参与市场来驱动市场的方式。他们的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远远超过不列颠政府，却又不是俄国政府。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形象一点说，如果俄国是牧羊人必须照看每一只羊，所以羊少得可怜；我们是放了上千只羊，死了多少我们也不太清楚；那么莱茵的德意志人，本身就是一小群披着羊皮的牧羊犬，也放了大几百只羊。

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方式正在让莱茵人在各个方面都靠近我们，我们不得不为之警惕。……”

同时他也敏锐的察觉了两国的真正差距在于市场的规模。

“……我们必须要遏制莱茵在欧洲之外的扩张，不允许另一个荷兰再次出现，而且可能是体量、制造业远超荷兰的版本。……”

最后他说道，

“……但我相信我的朋友亨利能处理好这件事。”

他所谓“亨利”，正是一手开创清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踹开清国腐朽大门的大英帝国新任外交大臣，亨利坦普尔巴麦尊。

世事有时候就是这么巧，几乎在查尔斯格雷发表下议院演讲的同时，谢绾也在1832年1月以执政身份，到内阁和议会发表了内容惊人相似，但角度不同的闭门谈话，他谈到，

“……虽然我们正在对英国追赶，但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现实，那就是我们与英国的差距仍然大得可怕。……

……可以预料英国人会对我们越来越敌视。但在外交上我们必须要要对英国体现出忍让和妥协我们加紧海军建设的唯一目的，是争取市场，而不是什么尊严。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宣传中淡化英国的恶劣态度，同时压制国内的民族主义，防止把我们被他们捆绑，做出不理智的行为。

韬光养晦，争取时间，是我们唯一可选的道路。”

仿佛要应验两人的预言，此后不久就发生了一宗海上摩擦，把两国的矛盾推上了桌面。

1832年春，一艘满载莱茵产机床和钢铁的商船“金山号”在快要进入法国敦刻尔克港时，突然被一只英国舰队拦截，声称船上有海盗。

金山号船长拿出运输公司证照，证明自己是合法运输商，但英军指挥官拒不承认，说那不是英国颁发的，他不能确认是真的，于是强行上船煞有介事的检查了半天。最后当然是啥也没查出来，但是英军仍不放行，理由是“必须要主人出具相关证明”。

皇家海军在法国海域扣船本来就是很扯淡的，何况金山号是多个货物主人租赁运输公司的，货物都是限时出口到法国，哪儿有闲工夫跟英国人扯淡。船长气不过，就要强行开船，结果被英军当场以海盗罪名逮捕。

然后金山号被英国舰队胁迫着押到了伦敦。

这件事随后通过德国驻英国大使馆传给了船主。船主正着急船不知道哪儿去了，得到这个消息后，只好带着全套资料跑去伦敦，求爹爹告奶奶，最后赔上了一大笔赎金才把船要回来。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件事根本就是英国舰队指挥官临时起意，英国政府蓄意包庇。其实在德国大使馆传递消息给船主时，莱茵贸易代表就知道了。但他按照内阁的意见，要求德国大使馆和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