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低声报告的人用的是官话，说明情报是宋插这一渠道来的，而非莱茵的公函。这是谢绾要求，所有华裔侍卫在汇报公事时，无论有没有其他人在场都要用官话，以降低泄密风险。

信是由邹汉勋和郭士立发来的。

两年前，邹汉勋结束在莱茵的三年培训，乘坐荷兰人的商船回了清国，宋插也一路同行。

在宋插的老关系运作下，花了两万两白银，约合六千英镑，为邹汉勋买了个四品广东按察副使兼驿传道。此时清国官场卖官鬻爵已经是明码标价，甚至有了功名的进士举人，不花钱也是补不了实缺的。邹汉勋拿到这个位置是个没什么太大油水的官，也不算贵，但胜在能掌握清国官场消息，顺带还能结识不少上官。

最初这邹汉勋还有一些励精图治的想法，但到任上干了不到三个月，就知道这官场里自有一套规矩，个人有什么离经叛道的想法，那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毕竟仰仗谢绾的银子当上了官儿，而且每年还从谢绾那里领一份莱茵贸易代表的津贴，总得对得起人家的付出。于是邹汉勋也不再想什么经世济国了，一门心思替谢绾打探消息，开拓人脉，闲暇时边继续苦读备考，想走个正途，再升一下。

而宋插回到广东，主要是找回南洋商人在广东的老关系，替邹汉勋铺路；建立广州的联络点以配合贸易代表帕尔默；另外就是与郭士立建立联系。

在澳门南洋商人的引荐下，宋插见到了郭士立。这郭士立颇通中国人情，见宋插虽说商人打扮，却有一股子军人的气质，想来背景深厚，便热情的接待了他。

一番寒暄后，宋插切入正题。他问郭士立，

“郭先生目前为东印度公司服务，一年有多少俸禄”

郭士立皱皱眉，这是个很不礼貌的问题。但他估计宋插还有下文，于是含含糊糊的说，

“一年总也有个五十英镑。”

宋插在欧洲日久，他知道此时英国的中产阶级年收入也不过三十英镑，郭士立给英国人做翻译只是个兼职的闲差，多半也拿不到这么多。

但按照谢绾的意思，宋插还是说，

“我受上司差遣，来跟您谈一笔生意。您此后为东印度公司翻译的文件，你所听到东印度公司对清国和东南亚的行动，卖给我们。我保您一年至少还能有一百英镑入账。”

郭士立愣了下，不屑的笑了，

“这是违背我职业道德的，怎么可能……”

宋插也笑了笑，从背包里掏出一张纸，放到郭士立眼前。

郭士立疑惑的看了那张纸一眼，大吃一惊，

“这是……这是我父亲”

郭士立还没见过照片，但照片上的人却无比清楚。宋插点头，改用流利的德语说，

“正是令尊。我们已经把他接到了德国境内一个安全的地方。您也是德国人，以前德国人在远东不存在，如今我们来了，于公于私您都应该和我们合作。。如果您不答应，那就不仅赚不到钱，而且很可能再也见不到令尊了。”

这倒让郭士立诧愕了，他本以为宋插代表的是清国境内某股势力，没想到宋插居然自称是德国人。

郭士立的底细是清国人绝不可能清楚的，更别说软禁他父亲、还拿出这种先进的留影技术作证据，加上宋插一口流利的德语，让郭士立不得不信他的话。

郭士立端起桌上的茶杯，默然轻啜。

宋插又从包里拿出十英镑，放到桌上，推到郭士立面前，

“这算是见面礼。郭先生。虽然我们需要您经手的所有东印度公司的资料，但我们只是用来作为将来进入清国市场的参考资料，作为第三方，我们原则上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来影响清、英两国的外交事务。所以您的行为不会有什么安全问题。”

然后他把钞票放在照片之上，用指节在上面敲了敲，起身告辞。

不久之后，郭士立就与身处广州的宋插建立了联系，开始输送一些东印度公司的商务文件。至此，到1836年底，莱茵在清国的情报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