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津这位于闹市的这片建筑群落的。
在中苏关系彻底破裂后，尤其在1966、1967年间，苏联驻华大使馆成了“红卫兵”长期的冲击对象，通向苏联大使馆的那条街道也被命名为“反修街”。1967年1月，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遭到了苏联警方的“清洗”，在当年中国政府的一个声明中称：“160至170名便衣警察进入中国大使馆场地，用暴力清除了陈列品并殴打31名使馆工作人员，其中3人严重受伤。”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痛击苏修混蛋们的疯狂挑衅》的文章，将红卫兵的情绪又一次调动起来。2月2日，苏联外交官员被红卫兵围困在车里达16小时。
中苏大使馆成为两国的外交冲突焦点的情况，一直延续到1969年。当年3月，周恩来在他修改的《关于抗议苏修武装挑畔组织群众游行示威的通知》中要求：各地军民在游行中要严格遵守中央关于“五不”、“一划”的指示，即不冲、不砸、不烧、不抓及不打苏联驻华使馆、机构和苏联在华人员，群众队伍同外国驻华使馆之间要划一道线。如此一来苏联等华约组织成员国的驻华使馆这才很少受到来自红卫兵的围攻和冲击。
但是少了红卫兵的游行却并不意味着就是风平浪静，敌意日益明显的中苏两国之间都希望通过情报战获取对方最高决策机关的战略意图，以求在围绕着漫长边境线的大博弈之中占据上风。为此克格勃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对中国的情报工作，不过苏联情报部门的主要精力不是在中国国内招募情报人员，而是其他国家招募中国留学生。
克格勃之所以要在世界范围内招募中国间谍，主要是因为中国在国内拥有极强的反间谍能力。在苏联当局的感觉之中在中国每座城市里的苏联情报人员都被至少上百名中国反间谍人员跟踪监视，克格勃根本就不可能摆脱中国的盯梢。因此，克格勃主席的曾下令克格勃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开展针对中国的情报工作。
不过这种做法在全世界通行的作法，在中国身上实施起来却效果极差。比如说，一名苏联情报人员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大街上接近一名中国留学生，并跟他说汉语。这名中国学生就会立刻明白他成了被克格勃招募的对象，然后就会逃之夭夭。
当然，也有一些人会同意合作。他们会和苏联情报人员一同返回旅馆，接受克格勃的资助，还会提供一些其实毫无价值的信息。在海外出差或学校交流项目结束后，这些中国人就会回到中国，然后就消失的无影无踪，克格勃无法联系他们。有时候，克格勃能在参加国际会议的与会人员名单中找到以前曾经接触过的一些中国学者。不过，结果令人失望。这些中国人一点都不愿意再见到克格勃的老朋友。他们非常冷漠和谨慎。他们还经常索要克格勃官员的电话号码，这次轮到克格勃官员因为害怕泄漏身份而逃之夭夭了。
不过中国对苏联国内也没有什么影响力。两国关系紧张，几乎中断了双边的文化经济交流，主要交流渠道就是外交和新闻。除了使馆，双方还有一些记者派驻在对方首都。当时，双方的反间谍机构都很紧张，对对方人员密切监视。当时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均派有记者常驻莫斯科，克格勃对中国记者也是严密防范。克格勃当时的监控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包括人盯人方式。中国记者去哪，他们就跟着去哪，你去看电影，他也买张票坐在你身边。由于克格勃对盯梢不忌讳，所以，有时中国记者就和他们混熟了。走累了，中国记者和克格勃人员会坐在一起聊会儿天。接下来，中国记者再走，克格勃再跟着。
克格勃也在苏联自己领土上对中国实施间谍行动。克格勃在远东、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相关情报机构负责这一行动。克格勃在中国周边地区从事的情报活动主要是征召偷越国境的中国人。当时，由于多种原因，有不少中国人偷偷逃到苏联境内。于是，克格勃对这其中一些人下手，征召他们作为克格勃间谍，并将他们派遣回中国。在克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