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莫斯科对蒙古新的隐忧。因为在辽阔的草原之上，无力自保的蒙古将会成为其他亚洲势力借之威胁帝国腹地—西伯利亚的最佳跳板。因此莫斯科必须在蒙古的边境之上竖立起自己的盾牌。
苏联军队从1921年协助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等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先驱建国开始便驻守在这片茫茫大漠之上，正是那些“红色哥萨克”的存在，才令不过千余人的蒙古人民军击败了当时已经驻守在蒙古境内的中华民国军队以及盘踞库伦的白俄匪军。而后来被尊为红色战神的朱可夫也正是在这里，用哈拉哈河畔对日本关东军的胜利，第一次实践了自己装甲兵作战思想，并获得了“苏联英雄”的称号。
在俄罗斯人的字典里不惜用鲜血来保卫的东西，自然不可能在谈判桌上失去。这也就注定了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中华民国政府不可能用所谓道义来说服斯大林，让他拱手将蒙古送还。也只有蒋介石这般天真或者说无耻的政治家，才会在后来如丧考妣在**民党中央会议上宣称自己是上了斯大林的当，正式废除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关于允许外蒙古通过全民投票“独立”的换文，以试图在地图上收回主权。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蒙古在苏联国防上的地位曾一度被削弱。但是伴随着中苏之间的最终决裂，中蒙边境也再度成为了苏联军队的前线。从60年代开始苏联军队在蒙古的驻军迅速回升，1955年从旅顺撤回的第39集团军在蒙古境内展开，驻守于乌兰巴托的驻蒙苏军司令部统一指挥着包括近卫第2坦克师，第51坦克师和第12，第41，第149摩托化步兵师在内的近7万苏联地面部队。但是这一切却仅仅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数百年的黄教文化曾使得蒙古地区和西藏一样，大量脱离生产的喇嘛不仅令蒙古的牧民远离了“南下牧马”的掠夺式生产方式。更大大限制了这个民族人口的发展。因此即便莫斯科授意乌兰巴托方面一再扩军，鼎盛时代蒙古陆军也仅能维持不过5万人的军事力量。即便动员所有的预备役人员，蒙古人民军也无力凑出20万军队，这样的军事力量放在非洲或者中东地区或许还能称得上是“一支大军”。但是面对着陆军总数冠于全球的中国人，这点兵力却只能是无足重轻的存在了。
因此在阿尔巴特军区所制定的一系列中苏交兵的预案之中，蒙古人民军都从来没有被委以过重任。和哈拉哈河战役（日本方面称之为诺门罕战役）时一样，蒙古人民军在未来可能爆发的战争之中顶多以一个蒙古主权的象征出现在战场之上，从事清扫清扫战场之类的工作。当然仅以一个集团军的兵力想要去压制中国陆军“海浪般的攻势”也是不现实的事情。因此苏联陆军毕竟具备在战争爆发之前短时间内迅速从西伯利亚乃至欧洲方面向蒙古增兵的能力。
仅从地图上看，这便是一个无比困难的任务。毕竟庞大的地面部队的展开，不仅代表着兵员和武器装备，更意味着庞大的后勤补给和相关基础设置的建立。这一切如果都依靠一条铁路线在战时运输到战场之上无疑是疯狂的。因此从中苏全面对峙的60年代开始，苏联军队便开始着手在整个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构筑前进基地和战略物资仓库。而位于那赖哈附近的汗山山脉便是这一系列战略基石的其中一环。
根据苏联军方的计划，蒙古建设部队从60年代末开始便在汗山山脉依托山势修建规模庞大的工事群，这些地下堡垒最初的作用是：如果中国军队先发制人向蒙古发起突然袭击，在驻蒙苏军和蒙古人民军接战不利的情况，被迫放弃包括首都乌兰巴托在内的大片国土之时，仍可以依托汗山山脉阻击中国军队继续向北挺进威胁西伯利亚。
而随着美国在越南战场泥足深陷，苏联在全球范围之内由守转攻，汗山山脉这道“最后的防线”也逐渐变成了苏联在蒙古地区攻势部署的起点。数以百计的空军机场、陆军基地、导弹发射阵地在整个70年代如雨后春笋般在蒙古草原之上被建立了起来，起初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