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永斗点头赞同，说道：“老靳说得在理呀！朝廷要发什么许可证，这和以前‘开中制’也差不多吧？不照样能发财致富？”

明朝洪武年间，为了防卫瓦剌和鞑靼对中原的袭扰，设立九边进行防御。

由于九边距离帝国的统治中心遥远，后勤补给困难重重，为了减轻负担，朝廷与山西商人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所谓的“开中制”，或叫“开粮纳中”。

具体办法是：山西商人向大同、居庸关等几大边关要塞输送粮食，朝廷则给这些商人盐引，使这些商人获得合法贩卖“官盐”的资格。

开中制的优越性在于调动了商人和百姓运送军粮的积极性，不足之处则是让利给盐商，减少了政府的收入。但在明初，总体上来说还是利大于弊。

比如明太祖八次北征，成祖五次北征，耗费军粮马草无数，没出现民怨沸腾的局面，其中的“开中制”功不可没。

而且，商人为了节省运粮成本，招募大量农民在边镇附近开荒种地，也充实了帝国边境，促进了边区的开发。

但任何一个好政策，实施的时间长了，难免出现问题，“纳粮开中”也是一样。

由于贩卖食盐的巨大利润，大量皇亲国戚、贵族官员参与其中，利用权势侵占盐引。皇室也起了很坏的带头作用，把盐引当作了赏赐的手段。

这样一来，盐引超支，盐场又没有那么多盐可供支取，做开中盐生意的商人也就越来越少，开中制由此被破坏。

而山西商人的崛起，却是从“纳粮开中”捞到了第一桶金。

除了正常运作外，他们也用贿赂等手段，花少量的钱，不运粮，却能得到盐引，与权贵侵占的性质也差不多。

所以，边贸许可证的风声传开，王登库、靳良玉等人坐不住了，龙头老大范永斗却还比较沉稳。

在他看来，政策不在于如何制定，而在于如何执行。朝廷的本意，到了地方，会不会被落实执行，会不会跑偏，这其中的说道儿可深了去了。

“可现在的边将，还有地方的官员，都换了不少，怕是不容易再搭上关系了。”王登库轻轻摇头，对此不太乐观。

靳良玉笑道：“能严一时，还能持之长久，某却是不信的。”

范永斗颌首赞同，说道：“万岁年轻，急躁一些，可以理解。咱们现下的缺陷还是朝中无人，或者说是没有够份量的大员替咱们说话。”

万历初期，支持张居正变法的，比如王崇古、张四维、杨博、王国光、马自强等，均是山西籍官员。

这些人在朝中手握重权，山西商人才有了保护伞，才能在第一时间掌握朝廷动向，做出最佳的选择和对策。

等到张居正病逝，从上到下开始对张居正进行清算的时候，张四维便从改革派迅速变成了反张派，商人嘴脸显露无疑。

由此可见，什么支持改革，不存在的。这些亦官亦商的王八蛋，都是为了官位权力，以及家族的聚敛发财。

现在的朝堂上，山西商人确实缺少了代言人。

本来江南的商人士绅会因为东林党的强势而发达，但皇帝却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一顿操作猛如虎，东林和三党在蒙圈中便被干成了二百五。

反倒是通州商帮被重罚后，却又异军突起，不仅得到漕路的便利，更手握国内银镜的独家销售，现在又掺和到物流和边贸上来了。

当然，现在的通州商帮已经更名为“大明商会”。从新名字来看，就知道其不太掩饰的野心，这是要南碾北压一统江湖的节奏啊！

范永斗环视厅中诸人，伸出一根手指沉声强调道：“民爵，当务之急是要获得一个民爵，才能与通州商帮分庭抗礼。否则，面对面便低了一头，如何争锋？”

没错，吴大章终于如愿以偿，在赶赴张家口办“皇差”之前，得到了大明第三个“民爵”的称号，比黄程还要早上几天。

这就拉开了身份上的差距，不管晋商曾经有多大的背景，已经是过去式了。现在，也没有哪个高官敢出来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