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杜威夫妇到达天津，由胡适迎至北京。6月，杜威在北京先后作了《美国之民治的发展》、《现代教育的趋势》的演讲，此后直到1920年3月，杜威主要在北京各学术机关团体演讲，基本都是由胡适担任翻译。9月，北大正式聘请杜威为客座教授，为期一年，这中间胡适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前边提到过，杜威来华讲学， 1919 年 5 月自日本抵上海，1921 年 7 月离北京回国。两年多期间，曾在直隶、奉天、山东、山西、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 11 省举行演讲。在北京、南京两地作系统讲演，在北京高师、南京高师两校讲学。报刊大量发表其讲演，如《新教育》杂志 1 卷～3卷各期均宣传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理论，并刊出“杜威专号”。
北京晨报社出版《杜威五大讲演》，两年内印行十几版。并出版北京高师和南京高师两校学生的听课笔记：《杜威教育哲学》和《平民主义与教育》。稍后，其《民本主义与教育》等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
《杜威五大讲演》内容囊括了实验主义哲学、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等思想。在杜威讲学的推动下，当时的中国形成一股实验主义的热潮。几乎所有具有影响力的报纸杂志竞相报道杜威的行程，连篇累牍地刊登杜威的演讲录，知识界纷纷撰文介绍、评论杜威的学说，各种各样社团以及相应的报刊陆续诞生，各级各类学校大力试验杜威的教育学说。杜威的大名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国土上到处传扬。要知道，杜威来华正值中国政治上、思想上、社会上风起云涌之时，知识界正在进行“新与旧”的论争，杜威的到来壮大了自由知识分子的力量，他的系统学说更成为当时中国政治领域、思想领域和教育领域的主导潮流，极大地推动了民主与科学的传播。
近一百多年来，难以计数的外国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先后传入中国，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但杜威这样一位西方的思想大师，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亲自来到中国讲学，其停留时间之长，所到地域之广，宣扬自身学说之丰富，产生影响之广泛，是其他任何一位外国思想家、学者都无法与其相比的。
如胡适所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这样大。”
1919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五届年会，达成共识要“以儿童为本位”以及“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为指导思想进行学制改革。这一指导思想借用了杜威“儿童中心说”的教育理论，化用了杜威的“智能个性论”和“共同活动观念和习惯学说”。
1922年11月1日，上述指导思想下的“新学制”颁布，史称“壬戌学制”，该学制采用美国式“六三三”分段法，奠定了中国基础教育的基本格局，是中国基础教育新旧交替的分水岭，具有里程碑意义。同时，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影响，中国基础教育的教材选编上也打破了之前陈腐、学究气、脱离实际、一成不变的局面，更多地从儿童的天性和爱好出发，关注现实，并讲求实用性。而杜威的“活动课程论”影响了中国1920年代开始的课程改革，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在中学采用学分制和综合课程制，与之配合则要求开设大量选修课。
教育学在中国大学中成为一门独立设置的学科,发端于1920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创办教育研究科。研究科的创立与一年前到访中国的杜威实有密切的联系,北高师既借助了“杜威热”的影响,也得到了杜威的直接襄助。杜威在北高师的授课,不仅是为了推广其实用主义教育理念,更是为了将教育学这样一门现代学科全面地介绍到中国来。democracy and education原本就是作为大学教材编写的,被来华讲学的杜威选为授课教材主要也是基于这方面的考量。杜威的授课实际上奠定了中国教育学的学科基础,培养了第一代中国本土的教育学者,这是他的理论能持续而深远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