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接着又降旨赫免了被发配宁古塔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亲属。
跟巴朗提起一个话题，她便能描述甚是详细的情节，她还告诉我汪景祺曾是年羹尧的幕僚，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称历代名将郭子仪、裴度等人较之年羹尧威名，不啻萤光之于日月，勺水之于沧溟。其实汪景祺就是过度吹嘘年羹尧而触到了雍正的肺管子，被雍正下旨，袅首示众，脑袋被挂在菜市口永世不得摘下。
乾隆为避免再发生以文字罪人的冤狱，批准刑部的建议，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审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
后来见乾隆甚是平易近人，才渐渐变得胆子壮起来。还以为是历史有误。
现在看来，未必是历史有误，也许是乾隆的心态改变了也说不定。
乾隆十三年，乾隆觉得大臣们懈怠，是因为他十三年来政务上过于宽仁，再赶上金川战况不佳，又有班滚死而又生，因此盛怒下他杀了讷亲、张广泗、又命庆复自尽。
由于乾隆由宽转严，朝臣们已成了惊弓之鸟，乾隆一声令下，原来的朝臣与封疆大吏是静如处子，现在则是动如脱兔。
乾隆这几年对朝臣由宽转严，对百姓依旧是一如既往。普免钱粮、赈济灾民。在乾隆的心目中，其实更看重的是百姓对他的歌功颂德。
假奏折是假托协办大学士、工部尚书孙嘉淦名义所写，听说奏折上还有皇帝的‘御笔朱批’，关键已在社会上流传了数月。
乾隆命官员暗中追查，结果在全国十七个内地行省中都发现了假奏折的踪迹。关键这个假奏折是借孙嘉淦名义写的，孙嘉淦由于刚正不阿，以敢于直言极谏著称，响彻朝野。百姓对之十分敬重，因此以他名义所发的奏折，影响力相当大。
奏折指斥乾隆南巡扰民及金川用兵，直书’五不可解、十大过’，并遍弹满朝权贵，连已辞官的张廷玉、已故的鄂尔泰无一幸免。听说还指责孝贤皇后干政。并为张广泗鸣冤。
假奏折所写大都与事实不符，乾隆觉得应该不是出自朝臣之手。乾隆一直以为自己爱民如子，是个好皇帝，这道假奏折完全否定了乾隆登基以来的所有功绩，他顿时觉得这些年的苦心算是白负了。因此异常生气。
乾隆正动怒之时，湖广罗田县出了个叫马朝柱一个人，竟秘密组织反清起义。编写、散发《诏书》和《檄文》，说‘西洋出有幼主，名朱洪锦。麾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可统掌山河，普安社稷’，不到数月聚集教众已达数百人。
乾隆闻奏大惊之余，他没想到，他以为会爱戴他的父老子民，竟暗中想着怎么反他。
之所以弄到如此地步，皆因即位以来，实行宽大之政所致。当官的不能惯，老百姓同样也不能惯。
乾隆拍着桌子叫道：“皇帝就是民贼呀。”
乾隆即刻派军队围剿，马朝柱事先得到消息，逃逸了。这次乾隆的心不再软了，传旨马朝柱的家眷及教众全部正法。原本的子罪不及父，父罪不及子也成了一句空话。
马朝柱尚未抓到。江西南安府上犹县又出了个何亚四，何亚四种地时，刨出个瓦罐，里面装着三百七十两银子，如果何亚四拿着这些银子，好好过日子，或者做个小买卖，可能下半辈子衣食无忧。偏赶上村里来了个福建人叫李德先，自报叫李开花，能书符召将。说何亚四是个大贵人，李德先迎着风头插了一杆大旗，说若能拜开大旗，即是大贵之命，何亚四一拜，果然拜开了。李德先又用锡块刻山河二字。烫在何亚四手上。假称天生异相。辗转纠结多人。密谋造反。还没等举事，就被清廷知晓了，平定时，何亚四也跑了。
乾隆觉得马朝柱在逃，何亚四也在逃，真是君臣蒙羞，好在没太打乾隆的脸，没过几日，何亚四在其家附近一座深山内，被擒获了。乾隆觉得两宗案子，虽然没有太大的危害，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必须杀一儆百，何亚四情罪重大，既经抓获，于审明后，即加之极刑。其余从犯，次从犯，也不必分别末减，一律正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