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朝堂。
御史尹昌隆出班，弹劾东厂厂公王越、稽查千户孙洵扣押奏章，拖延不报，力主取消东厂，惩治王越、孙洵等人。
朱允炆理解尹昌隆的心情，辛辛苦苦，熬了半夜写成的弹劾奏折，被人丢在了垃圾堆里，半个月不见个响声，能不生气吗？
只是……
你弹劾的对象就是东厂，还指望东厂的人给你快速处理，是不是有些滑稽了，什么时代自己调查自己有过结果？
弹劾就弹劾吧，说什么取消东厂，这不是打东厂的脸，是打内阁、吏部、都察院的脸，因为东厂的设置，这些人都点了头，同意了的，一个御史瞎蹦跶，可不太合适。
不需要内阁解缙、张紞，吏部侍郎卢义便训斥了尹昌隆，道：“东厂运作如何监管，取自于内阁、都察院、六部等，无需你来过问，还望你好自尽职，莫要胡乱张望！”
尹昌隆愤愤不能言。
朱允炆没有在意尹昌隆，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出班的给事中陈继之。
陈继之言道：“皇上，科举之制乃是朝廷选士之根本，太祖立规制，明方圆，才有《科举成式》，科举之内容，宜以经义为主，不宜扩之百艺，徒增天下举子之苦。”
朱允炆皱了皱眉。
革新国子监的目的，并不是革新本身，而在于选拔人才，入朝办事。
眼下国子监部院革新已成，监生也已挑选了自己的方向，在修习主课业四书五经、数学的同时，需要兼修两门至三门副课业。
杨士奇与李志刚上书，表示监生虽适应了主、副课业的修习方式，然对副课业缺乏主动性，混日子的居多，两人提议将副课业纳入科举考试范畴，以激励人心，促使监生摆正态度。
朱允炆深以为然。
大明天下无数学子，他们并非是为大明富强而读书，也并非是为了建设大明，他们读书的目的并不高尚，却很纯碎，那就是：
读好书，去科举，通过科举改变地位，改变人生。
脱离原本的寒门生活，告别吊头发，扎大腿的苦寒日子，成为人上人，拥有地位，权势，富贵，是大部分读书人的目的。
朝廷搞革新，监生没意见，却可以在上商业课的时候，找孔子出来聊聊去哪个列国走走，困了的时候问问朱熹找到尼姑没有，也可以在背诵中药名字的时候，唱起来“呦呦鹿鸣，食野之蒿”，一群心不在焉的人，怎么可能学得好。
归根到底，监生不在状态，是因为主课业与他们的未来利益挂钩，而副课业与他们的未来利益无关。
解决的方法也很简单，那就是将副课业挂钩肄业考核，挂钩科举。
挂钩肄业考核，杨士奇是国子监祭酒，可以说了算，一张考卷，谁通过谁肄业，简单。可挂钩科举，那就不是杨士奇能说了算的事了。
朱允炆批准了杨士奇、李志刚的奏折，可到了礼部，却遭遇了激烈反对，而反对的风潮，又从礼部吹至满朝。
这件事一直悬而未决，不是因为朱允炆不想或懒政，而是因为此番面对的阻力之大，超出了朱允炆的预料。
在朱允炆看来，在科举考试中设置“主课业卷”、“副课业卷”，引入评分制，取总分排名靠前的三百人为进士，是一项合适的变革，也是从上而下的一种教育改革方式，督促各省州府县效仿国子监，革新课业。
可朝廷上下，对于设置“主、副”课业卷多数持反对意见，六部尚书中，反对之声过半。
朱允炆倚重的户部尚书黄子澄、吏部尚书齐泰、礼部尚书陈迪均在反对之列，甚至连内阁大臣张紞也予以反对。
一时之间，朱允炆几乎成了孤寡之人。
朱允炆看着陈继之，面色严肃地说道：“扩之百艺，便是增天下举子之苦？可若不扩之百艺，便是增百姓之苦，陈继之，你来告诉朕，是应该让举子苦，还是应该让百姓苦？”
陈继之摇头，毫不退让地喊道：“皇上，举人修习四书五经，足以治国平天下，何必再多增负累，分人精神，若行‘主、副’课业两卷，只能让朝廷选士不佳，以不佳之士为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