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的组织体系、抚恤方桉等配套措施，这样才能确保士兵有足够的战斗意志积极作战；而拒马的铺设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并且拒马还有着于阵地运动性太差，无法主动推进的巨大缺点。
总而言之，大家都发现即便有了长枪阵和拒马，在阵地上却仍然急需一种新的方式来对抗敌军精锐部队的进攻。
大致在15至17世纪同一时间里，西方波希米亚和东方大明就陆续出现了一种可以对抗骑兵的战斗兵种——车兵。车兵所使用的战术，就是赫赫有名的车阵(车营、车堡)。
在十五世纪初期，波希米亚王国（今捷克）的手工业和矿业发展迅速，作为神罗土地的一部分与哈布斯堡家族的直辖领，哈布斯堡皇室一直对捷克采取高压政策，尤其是宗教改革兴起之后的宗教压迫。
也因此引起了捷克人民和中小层贵族的不满，面对德意志人的压迫，民族属性原本就是西斯拉夫人的捷克人民决定奋起反抗。
但是反抗归反抗，虽然捷克人意气风发、精神可嘉，但是当这帮由农民和手工业者临时组成的大军真的面对气势汹汹的帝国骑兵时，大多数人马上表现出了应有的恐惧，随后四散而逃。
为了对应这个难题，捷克的贵族们创造出了一种战法，即利用移动的四轮马车为屏障，来保护农民兵的生命安全。这就是欧洲车营的雏形——胡斯车堡。
胡斯车堡的优势在于，它既可以凭借高大的挡板为战车上的士兵提供保护，也具有较强的机动性，可以在战场上自由的运动。
胡斯车堡的基本单位是小组，每一个车堡小组一般有10-20人和相应的军械。在小组之上，以10辆车堡为单位组成更大的战术单位，再往上则是几十上百辆车堡组成的连队单位。
每个小组一辆战车，战车的人员配置是2名射手(装备有火绳枪和炮)、4到8名弩手、2到4名链枷手(用农民的链枷作战)、4名长矛手、2名盾牌手(战斗时用大盾牌掩护人和马)和2名驭手。驭手负责驾驭马匹和到宿营地后联结战车，战车由车长指挥。
车堡作战并不是单兵种独立作战，而是步、骑、车三方结合，协同作战。胡斯车堡的配备步兵编为五十人队，配有五十人长。百人长指挥数个五十人队，步兵盖特曼统率所有步兵。骑兵因为装备轻，机动性强，因此任务是侦察、行军警戒、实施反冲击和追击溃逃之敌。
除了人员上的混合，车堡还利用火炮作为火力支援。胡斯车堡的炮兵部队分为野战炮兵和攻城炮兵。野炮有发射石弹的短炮管榴弹炮和固定在木制炮架上、发射石弹和铁弹的长炮管。一般而言，5辆战车配1门野炮。主要攻城火炮是口径850毫米、射程200到500米的臼炮，每个战车队配1门。
可以说，胡斯车堡是近代陆军战术的曙光，因为它终结了贵族骑士不可战胜的神话，也打破了中世纪战争的个人武勇为主的战争特点，更加强调各个兵种之间的紧密配合。
当然，胡斯车堡并不是单纯欧洲人的专利，明朝时期也独立创造出了车营的战法，而将这一战法发扬光大的人，正是俞大猷！在后世华夏，世人都知道戚继光，但不少人都不知道，戚继光时代，还有个俞大猷，抗倭功绩，不亚于戚继光。其本身领兵才能也不比戚继光低多少。
须知当时的人们，称呼二人为“俞龙戚虎”。龙明显比虎强，所以，当时的人，对俞大猷的评价，还要高于戚继光。只不过相对于处事圆滑的戚继光，同为抗倭名将的俞大猷性情刚直、不知变通，被朝廷猜忌和排挤打压。
在嘉靖三十七年，俞大猷先后杀倭寇四五千人，几乎平定倭患，但是由于官军将倭寇围攻一年不能攻破，作为俞大猷上官的总督胡宗宪，便认为让倭寇出走更有利，于是便打算暗地放开防线，诱使敌人四散逃跑后再逐个击破对方，因此并没有配合俞大猷督兵追击。以至于事后御史李瑚就此事上疏弹劾胡宗宪。而身为官场老油条的胡宗宪，便一推二五六，直接将罪责推到俞大猷头上，嘉靖皇帝大怒，下令逮捕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