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
刘铁涛告诉汪东锋：“在单位开了个早会，开完早会我就过来了。”
刘铁涛是汪东峰的高中同学，高三那年两人是同桌。刘铁涛在朵泉县政府办公室工作，给主管文教卫生的宁副县长当秘书。刘铁涛只要知道汪东锋回来，一定盛情接待，而汪东锋回朵泉，却从不主动告诉在朵泉工作的同学，刘铁涛有时候也会知道，汪东锋回朵泉的行程。汪东春的丈夫在朵泉县统计局工作，也在县政府大院里办公，跟刘铁涛经常碰面。昨天两个人又碰面了，刘铁涛得知汪景坤再次住院，晚上下班后到医院探望了汪景坤。
李主任查完房，跟几个医生一起进了医生办公室，汪东锋和刘铁涛站在医生办公室门口等候。
“李主任，您好，我是二十六床汪景坤的家属。”李主任出来后，汪东锋紧跟在李主任的身边。
李主任打开主任办公室的门：“进来吧。”
汪东锋和刘铁涛一前一后跟着李主任进了主任办公室。
李主任坐在办公桌前，低头打开抽屉，拿出一张便签纸看了一眼，抬起头对汪东锋说：“今天上午有个患者出院，空出来一个单人病房，你们十一点能搬过去。院长给我打过电话了，有单人病房肯定先给你们。”
汪东锋扭头看向刘铁涛，刘铁涛正在客气地感谢李主任：“谢谢李主任，麻烦您了。”
汪东锋明白了，是刘铁涛找了院长，院长让李主任给父亲安排了单人病房。汪东锋也对李主任表示感谢：“谢谢李主任。”接着问李主任：“李主任，我父亲的病情怎么样？”
李主任问汪东锋：“你是患者的儿子，还是姑爷？”
汪东锋回答：“我是患者的儿子。”
刘铁涛跟着说：“我是患者的侄子。”
李主任对汪东锋和刘铁涛介绍汪景坤的病情：“患者在我们这住了几次院了，一次比一次严重。这次比以往都危险，虽然暂时稳定住了，但是并不乐观，时时刻刻有危险，需要长期住院。”
汪东锋心里一紧，十分担忧地问李主任：“李主任，我爸需要住多长时间？什么时候能出院？”
李主任说：“出不了院了，出院更危险。”
汪东锋瞬间懵了，痛苦无助的表情，绝望呆滞的眼神，嘴角无意识地抽搐几下，没发出声音，精神已经崩溃了。
刘铁涛试探着问李主任：“能在医院住多长时间啊？”
李主任说：“不好说，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都有可能。”
汪东锋不知道怎么离开的主任办公室，他只是精神恍惚地跟着刘铁涛走，刘铁涛往哪走，他便跟着往哪走，跟着刘铁涛走楼梯下楼，跟着刘铁涛出了住院楼，跟着刘铁涛来到住院楼旁边的一条小路。刘铁涛在小路边停下，汪东锋便蹲在小路边哭泣。汪东锋的世界，只剩下一种颜色，灰暗。
汪东锋虽然对父亲的病情做过最坏的打算，但是汪东锋的内心，却一直盼望父亲的病情能稳定住。而父亲每次病情危重住院，都能转危为安，精神状态明显好转地出院，也给了全家人带来了希望。父亲这一次住院，汪东锋也期望跟前几次住院一样，父亲在医院治疗一段时间，能回家休养。残忍的病魔，正在一点一点地吞噬着父亲的生命力，父亲只能在医院的病床上与病魔做最后的抗争，残酷的现实，扼杀了全家人的期盼和最后一点希望。汪东锋此时的哭泣，不是软弱，不是幽怨，是抗争，是不舍，是心痛，是心在流血。
许久，刘铁涛才把汪东锋拉了起来。汪东锋焦虑无助的眼神看着脚下，医生的话一遍又一遍地萦绕在脑际，汪东锋无法接受这个无情的宣判，还在用抽泣来抗争。刘铁涛对汪东锋说：“还有不少事情要做，怎么跟你妹妹弟弟商量？怎么跟大婶说？”刘铁涛递给汪东锋一张面巾纸，继续提醒汪东锋：“医院旁边有家房屋中介，应该在医院附近租一套房子。”
汪东锋擦干眼泪，呼出一口长气：“你回去上班吧，我现在上楼，有事我给你打电话。”汪东锋先转身往回走了。
刘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