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季生育期延长，十分有利于稻螟幼虫的生长发育成熟化蛹譬如嘉谷推广的“嘉籼1号”。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稻螟是人为害虫。

按食物链观点，决定生物种群数量的正负作用力是“生”与“死”。

既然人类无意中提供了稻螟如此丰厚的食物，它们吃得多、生得多、长得快就不足为奇了。“死”则来自于抑制力量，稻螟的主要致死因子主要还是人工防治。

可惜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种植方式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农业的发展，但治虫整体水平明显下降了。

分散经营使得农村治虫整体水平下降首先是虫情信息传递不到位。

“我至今还记得，七十年代从江南省兴起的全国性农民植保员队伍以及两查两定查虫口密度定防治对象田、查发育进度定防治适期；只是后面这一首创性制度就基本不复存在了。”董启军可惜地回忆往昔道。

如今，一个县十几万至几十万户、每户零点几公顷的规模，谁也无法及时普遍通知、指导虫情由此看来，时代也并不总是在进步的。

杜为民则还是对嘉谷被牵连耿耿于怀：“分散经营也不利于生态防治技术的应用……”

分田到户后，分散的经营导致防治手段的单一，甚至于滥用化学杀虫剂。

当前，多种类、大剂量杀虫剂频频使用，种类甚至包括高毒和剧毒的敌敌畏等混剂。

最严重的是，这些杀虫剂基本上是在缺乏技术指导的情况下使用的，其治虫效果和风险是显而易见的。

董启军就坦然道：“治螟农药残毒会引起稻米质量严重下降。事实上，连我也不吃自家生产的粳稻，我宁愿吃口感不好的籼稻。因为粳稻是晚稻，治螟打药多；而籼稻是早稻，打药少。”

据董启军说，也不独是他，在许多稻区，禽畜产品都有农药残毒超标的严重问题，因为粳稻是主要饲料。

而那些具有良好环境和社会效益的生物、农业、信息化学等生态防治措施，一般需要大面积统一行动。由于组织协调费时费力，往往未能组织或难以落实，结果使化学毒杀剂大行其道，不仅使标靶害虫稻螟频繁爆发，而且引起潜在害虫如稻综卷叶螟急骤上升，加速恶性循环。

对此，齐政摆手道：“现在多说无益。不过害虫爆发不等于成灾，成灾是爆发加失控。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防止稻螟的失控。否则，一旦酿成虫灾，这一季水稻必将损失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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