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大利商贸、利于大明小农经济蜕变、促进商业发展，要说货币的作用，王国光能三天三夜说不完，对于大明几近于糜烂的财经事务而言，能铸出来银币已经是极好的了，因为在此之前，大明并没有实质性的货币。

　　大明每年铸铜钱两千万枚，大约相当于两万贯，也就是两万两银子，根本无法满足大规模流通需求，只有永乐年间曾经大量铸钱，比如织田信长的族徽就是永乐通宝。

　　能铸银币已经是老祖宗烧高香，祖坟冒青烟了。

　　大明福建有银山，银的含量极低，就这还闹出了叶宗留-邓茂七的民乱，那是正统十三年，一场由福建波及五省之地的百万之众的巨大民乱，其规模甚至超过了黄巢当年搞出的动静。

　　大明一共两次主少国疑，一次是正统年间的明英宗，三杨辅政，一次是万历年间，张居正辅国。

　　朱翊钧始终觉得历史给三杨太多的赞誉，三杨并没有教育好明英宗，更没有留下一个鼎盛的大明朝，远不如张璁、张居正当国时的成就。

　　人家张居正给朱翊钧留下了能霍霍三十年的遗产，三杨留给明英宗的可是个千疮百孔，国事危如累卵的大明朝，都是文臣，三杨饱受赞誉，张居正居然混了个褒贬不一。

　　大明全境一年能出十万两白银，这都算是丰年了，这点银子根本不够用了发行货币。

　　现在得益于海外白银的输入，大明终于将白银货币化提上了日程，而负责这一切的是新入阁的大司徒王国光。

　　杨博曾经说过，王国光慎独，就是特立独行，志向高洁不愿意与旁人同流合污，他就是想做自己的事儿，他的主张是国富民强，而不是富国强兵，和张居正的新政有重合的地方，是同志、同行、同乐之人。

　　杨博说张四维首鼠两端不为人臣，说葛守礼憨直，说王国光慎独，杨博看人真的很准。

　　朱翊钧和王国光聊了很久，才确定了扩大铸钱的规模，将兵仗局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从每年五十万银币的规模，在五年的时间内，升级到每年一百五十万银币，同时加大对云南滇铜的开采力度，将铸铜钱的规模从现在的每年三千万钱，在五年的时间内提升到每年三十亿钱，而滇铜的开采和铸钱，需要黔国公府的支持。

　　王希元前往云南任巡按主持滇铜之事，黔国公已经表态，全力支持，而且从王希元的奏疏上来看，黔国公府真的在全力支持开采滇铜，要人给人、要粮给粮，平整官道驿路、疏浚水路、遣使与土司苗民沟通有无，确保滇铜顺利开采还出滇铸钱。

　　黔国公府考虑的和当地势要豪右的完全不同，黔国公府的权力来自于大明皇帝的册封，如何通过开采滇铜，增加朝廷在云南的影响力，是黔国公府首先考虑的问题。

　　因为在云南，大明朝廷的影响力，实际上是通过黔国公府实现的，大明朝廷在云南的影响力越大，黔国公府的收益也就越大，交通、经济、文化等等，朝廷和黔国公府是互利共生的关系，云南郡县属于中原王朝得从忽必烈攻破大理算起。

　　在忽必烈灭大理之前，云南这个地方，一直属于外藩，云南这块地方归属于中国的时间，不过区区三百年，这还要算上胡元宽纵统治离散状态，除去胡元宽纵统治，云南地方，隶属于中国不过两百余年，比安南国隶属于中国的时间还短。

　　在大明初建的时候，云南仍有大量的土司，而这些土司在这两百余年的时间里，随着黔国公府的日拱一卒已经逐渐消亡。

　　大明强，则黔国公府强，大明弱，则黔国公府弱，大明亡，则黔国公府亡，这是大明朝廷和黔国公府的关系，也是大明朝廷和吕宋总督府、长崎总督府的关系。

　　共兴衰、同荣辱。

　　这是开海过程中的制度探索的过程，这对皇帝而言是极其枯燥无聊的，云南、吕宋、长崎，都远在天边，甚至这辈子朱翊钧都不会过去看看，讨论一个只存在于堪舆图和奏疏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