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鬻爵,铸大钱,发行官票和钱票,推行厘金制度等,终于筹措到了1亿7千万两足够的军费镇压农民起义。
厘金制度出现之初,不但可以代替当时因太平天国起义而处于瘫痪状态的国内常关的职能,而且还使厘金局卡有随战区的变化“因地制宜“设置的灵活性,因而增加了清政府的税收。但由于厘金中商税完全出自华商而不及外商,所以这一制度阻碍着土货市场上的流通,有利于外国洋货的倾销,从而加强了洋货对土货的竞争能力[8]。
外交
安内攘夷
咸丰九年(1859年)三月,咸丰帝连续五天召见浙江按察使段光清。咸丰帝首先明确当时存在着安内、攘夷两大难题的形势,接着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克服这两个大患,二是平息这二患的先后次第。段光清任职于杭州,同太平军中心地带接壤,又在宁波担任过属县县令、知府和宁绍台道,宁波是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之一,所以他对夷务和太平军的对策早有考虑,立即回奏:“粤匪既灭,夷人自驯,内顺外安,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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