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1904春入浙江武备学堂，一年后，被选派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学习，加入同盟会。1910毕业后回国。在日本期间，黄郛与李烈钧等二十五人，取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义，发起组织“丈夫团”，砥砺意志，排满抗清。“丈夫团”中的主要人物后来都成了辛亥革命后各省的都督或军政首长。武昌起义后，黄郛与蒋介石参与了陈其美主持的光复上海活动。他们三人成了结义兄弟，陈居长，黄居次，蒋居末，以“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相约。

　　武昌起义后，黄郛从北京赶回上海，参加攻占制造局、光复上海的战役。陈其美出任上海军政府都督，黄任参谋长兼沪军第二师师长(后改为陆军第二十三师)，参与策应光复杭州与攻克金陵之役，为国民政府临时奠都南京立下汗马功劳。民国成立后，响应政府裁减地方军队，率先解散其所辖陆军第二十三师。宋教仁案发生后，起事反对袁世凯，事败后，和黄兴、陈其美等一同被袁政府下令通缉，通缉令上有“不论生死，一体给赏”之语。黄郛因此曾短暂亡命日本和到美国游历几年，他的具有国际视野的两本重要著作《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战后之世界》，也是在这段时间写成。

　　洪宪垮台后，黄郛于1923年署理张绍曾内阁外交总长和高凌尉、颜惠庆内阁的教育总长。“北京政变”后曾一度短暂代理内阁总理，行使总统职权。从民国成立到北伐前的十数年间，北洋政府的政坛人事更迭如走马，黄氏所担任的职务也频繁变更，在位的时间都很短，很难有伸展政治抱负的机会。尽管如此，他于1924年策划和参加了冯玉祥领导的“北京政变”;驱逐逊帝溥仪出宫，参与将紫禁城建为故宫博物院;照会日本政府取消1915年中日签署的“二十一条”等，仍属黄氏在民初政治生涯中可圈可点之作。

　　国民党在1927年上海发动“清党”，黄郛参与了其中的谋划。清党后，黄郛出任上海市特别市长，筹备了按现代文官体系下“多级总揽制”的分层分职、各负全责的现代城市组织架构，可惜他在这个职位上前后只呆了短短的几个月，便和蒋介石“共进退”而辞职，没能展其所长。

　　对日外交

　　1928年初，蒋氏重新上台，黄郛被推荐为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在任上，发表了对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废除以往与各国签订的不平条约等对外交往“六大原则”。尽管依照中国当时的国力，这些原则只是纸上谈兵，实施起来几无可能，但能有勇气发表这样的宣言，也属不易。

　　1927年北伐期间，发生在南京外国使馆遭受散兵和暴徒袭击的“宁案”，以及随之而来的日本人发动的“济南惨案”，使黄郛的政治活动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黄氏从此深陷对日外交湍急的漩涡。

　　“济南惨案”是日本少壮军人发动的旨在保护日本在华北的利益而针对北伐军的挑衅。日军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出兵济南，进攻中国军队，杀害国民政府驻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等17名官员。重炮轰城，中国军民死伤达万计。当时的军事情形是蒋介石为了北伐的需要，只想与日本人妥协，他又不愿担当“亲日和议”的骂名，一切谈判，都由黄郛出面。黄郛多次急电日本外务大臣提出严重抗议，并致电国联寻求帮助，但投鼠忌器，对济案处理的立场无法强硬。国人对黄郛外交交涉不力强烈不满，将外交政策的失败全归结到黄郛的身上。

　　黄郛代蒋受过，吃足了窝囊气。他曾对张群吐露苦衷:“济案所受刺激，公私两项皆为生平未有之伤心事”，多次发出“事理人情，余勇两无可鼓”之叹，最后不得不电呈国民政府引咎辞职。“济南惨案”后来由继任的外交总长王正廷以十分屈辱的条件，和日本人达成了“和解”的协议。

　　黄氏辞去外交总长后，和夫人在莫干山息影了五年时间，埋头读书，经营莫干山小学和当地的公益设施。他还和一帮同道，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