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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胜严重困难,坚持华北敌后抗战

  1941~1942年是华北敌后抗战严重困难时期。日本侵略者为巩固其华北的占领区,使之成为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对八路军和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采取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总力战”,先后发动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并采取“分进合击”“铁壁合围”“反复清剿”“辗转抉剔”等手段进行连续的、残酷的和大规模的“扫荡”,同时实行“蚕食”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摧毁八路军的生存条件。在这两年中,日伪军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1000人至1万人的“扫荡”120余次,1万~7万余人的大“扫荡”达24次。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军事摩擦,华北地区又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因而使八路军和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处于严重困难的境地。根据地面积缩小了1/6,人口减少了1/3,部队由40万余人减少到30余万人。1942年5月25日,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左权在指挥反“扫荡”作战中,于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十字岭牺牲。8月,中共中央军委任命滕代远为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以后又任命杨立三为前方总部副参谋长、张际春为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

  在艰苦的斗争中,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反攻的总方针和关于加强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等“十大政策”,普遍加强了军队和根据地的建设,特别是实行精兵简政,大力精简机关,充实基层和战斗连队,撤销各纵队指挥机构,将大部分主力旅与二级军区或军分区合并,实行主力军地方化、地方武装群众化,构成主力军、地方军与民兵游击队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以适应敌后艰苦斗争环境和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的需要。1942年6月,正式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8月,山东纵队改为山东军区;9月,晋西北军区改称晋绥军区。在对敌斗争中,各部队采取地雷战、地道战、交通破袭战等多种斗争形式和战术手段,打击“扫荡”“蚕食”和推行“治安强化运动”的日伪军;同时实行“敌进我进”的作战方针,深入敌后,开展军事、政治攻势,从而扭转了被动局面。八路军自1940年开始,掀起了大生产运动,克服了严重的财经困难。自1942年起,八路军结合部队实际,进行了以反对军事领域中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以及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主要内容的分期分批的整风。此外,八路军还协助地方党和政府宣传与贯彻“减租减息”政策和加强“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由于八路军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发布的“十大政策”,因而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斗,战胜了严重困难,积蓄了力量,为准备反攻创造了条件。

  折叠

  恢复和壮大力量,开展局部反攻

  1943年,日本侵略者仍以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巩固其占领区为主,并且加紧对国民党军的诱降活动,大力扩充伪军,以便腾出更多兵力用于太平洋战场。在日军诱降下,许多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以“曲线救国”为幌子,投降日军,进攻八路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并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在此形势下,八路军继续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十大政策”,进一步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或组织大批武装工作队和小部队深入敌占区,开展政治攻势和军事斗争,或以主力部队采取“敌人打到我这边来,我就打到敌人那边去”的“翻边战术”,给日伪军以更有力的打击,不断挫败日伪军的“蚕食”“扫荡”,制止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扭转了根据地退缩局面,恢复、壮大了部队和抗日根据地。秋季,八路军开始局部反攻作战,巩固和扩大根据地。

  1944年,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战场进一步展开局部反攻。经过春、夏、秋、冬季4次大规模攻势作战,共歼灭日伪军20余万人,收复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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