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两起叛乱虽被平息了，但汉初诸侯王势力的恶性发展，实际上已成为对抗中央朝廷的分裂势力。朝廷中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到了非从根本上解决不可的时候了。贾谊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时年28岁的贾谊上《陈政事疏》，提出两点：第一，亲疏不是主要问题，即同姓诸侯王不比异姓王可靠。第二，是强者先反叛，弱者后反叛，在这样的封国条件下，最后都是要威胁中央集权政权的。贾谊提出解决的办法就是“众建诸侯王而少其力”，即分割诸侯王国的势力，从而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

刘恒十分欣赏贾谊的《治安策》，然而，当时他正用心于稳定政局，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形势不允许他用激烈的方式实施《治安策》上的政治构想。他只有耐心等待合适的时机。直到文帝十六年，齐文王刘则死，无子嗣位，文帝趁机将最大的齐国分为六国。又封刘长的三子刘安、刘勃、刘赐等为王，将淮南国一分为三。

贾谊关于众建诸侯的建议，至此才得以实施，但皇权和王权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分权和集权的问题依然存在。由于刘恒对同姓诸侯王基本上采取姑息政策，所以导致了刘启时期的吴楚七国之乱。

贾谊，洛阳本地人人，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文学家，世称贾生。公元前200年，贾谊出生于洛阳，少有才名，师从荀况学生张苍。

公元前183年即以能诵诗书善文闻名于当地，河南郡守吴公将其召致门下，对他非常器重，在贾谊辅佐下，吴公治理河南郡，成绩卓著，社会安定，时评天下第一。

刘恒登基，听闻河南郡治理有方，擢升河南郡守为廷尉，吴公因势举荐贾谊。汉文帝征召贾谊，委以博士之职，当时贾谊21岁，在所聘博士中年纪最轻。出任博士期间，每逢皇帝出题让讨论时，贾谊每每有精辟见解，应答如流，获得同侪的一致赞许，汉文帝非常欣赏，破格提拔，一年之内便升任为太中大夫。

贾谊初任太中大夫，就开始为刘恒出策。刘恒继位当年，贾谊提议进行礼制改革，上《论定制度兴礼乐疏》，以儒学与五行学说设计了一整套汉代礼仪制度，主张“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兴礼乐”，以进一步代替秦制。由于当时刘恒刚即位，认为条件还不成熟，因此没有采纳贾谊的建议。

公元前178年，针对当时“背本趋末”（弃农经商）、“淫侈之风，日日以长”的现象，贾谊上《论积贮疏》，提出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主张发展农业生产，加强粮食贮备，预防饥荒。刘恒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鼓励农业生产。政治上，贾谊提出遣送列侯离开京城到自己封地的措施，这其实是对汉朝过度的依赖越国的廉价粮食的未雨绸缪，在刘恒看来靠着买粮食那是有巨大风险的，毕竟哪天汉朝就和越国不好了那。

鉴于贾谊的突出才能和优异表现，刘恒想提拔贾谊担任公卿之职。绛侯周勃、灌婴、东阳侯、冯敬等人都嫉妒贾谊，进言诽谤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刘恒亦逐渐疏远贾谊，不再采纳他的意见。

公元前176年，贾谊被外放为长沙王太傅。长沙地处南方，离京师长安有数千里之遥。贾谊因贬离京，长途跋涉，途经湘江时，写下《吊屈原赋》凭吊屈原，并发抒自己的怨愤之情。时周勃被捕系狱，贾谊上疏《阶级》，建议文帝以礼对待大臣。

刘恒把蜀郡的严道铜山赐给邓通，又允许吴王刘濞开豫章铜山铸钱，因此，“邓氏钱”和吴钱遍布天下。公元前175年，贾谊在长沙又向文帝上《谏铸钱疏》，指出私人铸钱导致币制混乱，于国于民都很不利，建议刘恒下令禁止，因为此时汉朝采用的是纸币和铜钱并行的政策，这在刘恒看来这是保持汉朝独立的一种办法，因为吕雉的专权可以说现在周钱都快要替代别的货币了，毕竟周钱使用方便，而且汇票和存折可以很方便的在异地兑换，深受商人和官员的喜爱。

贾谊做长沙王太傅的第三年，有一只鵩鸟（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