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几天的生活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巴基说他得另找一份工作，因为他炒了那个白痴工头。

“或者，”他一边喝着综合果汁一边轻松地说，“我们干脆提前动身离开这里。毕竟罗马尼亚国庆日对我们来说也不算什么不可错过的节日。又不是感恩节，对吧。现在的年轻人都更喜欢圣诞节？得了，年轻人，随你怎么说吧。”

巴基一向是个行动派。就在维也纳遭遇恐怖袭击的前一天晚上，他其实已经准备好了一切，还跟我说好三天后就出发，因为再过三天我就能把这个月的工资领了（我们缺钱的时候刷爆过信用卡，但有时现金必不可少，至少在逃亡时是如此）。

当然，你们知道，我最后也没领到工资。

“你说我们接下来去哪儿？”我躺在一点也不舒服的弹簧床垫上，瞪着黑暗中脏兮兮的天花板问巴基，“芬兰怎么样？听说芬兰人不喜欢多管闲事。那儿的人好像都有社交恐惧症。”

“你说是就是吧。”巴基在黑暗中应声，不过听起来兴致缺缺，“交给你安排了。”

我翻了个身，有些沮丧地看着他。明天一早我将会照例出门，做些清洁、维护之类的杂活儿，晚上却没能像平常那样回到这里。人生有时候就是这么无常。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在黑暗中低语，不知道是说给巴基听，还是说给我自己听。巴基没有回答。如果我没有记错，这就是在出事之前我和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了。

第二天晴空万里。你会说，这种大事发生的时候总该有点恶劣天气作为陪衬，然而天公不作美，天气好得简直不像话。我一直在等着刮点小风，可始终没有风。

不过这种天气，不需要刮风也已经够冷了。和我一起把停用的旋转木马搬进库房的小吉姆罗西（当然咯，朋友们都叫他小吉）把自己裹得像头熊。他原本站在秤上可能连一百二十磅都不到，但现在却很可能达到一百四十磅，整个人看上去都大了一号。

“嘿，哈兰。”他说的是罗马尼亚语，但带了点异域风情，我猜他是意大利人，但也可能是法国人，“你兜里还有烟吗？搬完这一批我想爽一爽。”

我没烟，就算有估计也不是他想要的品种。不过休息休息也不是个坏主意，偷奸耍滑对我伪装成正常人有很大好处。

“反正今天来玩的乡巴佬不多。按理说这种好天气，就算是工作日也会有很多人的。”小吉一边说一边摇头，走到库房角落拿出塑料布，然后和我一起展开，仔细盖在一匹匹漆成白色的小木马上面。

“我猜，约内斯库又要摆出臭脸催咱们干活了，”他愁眉苦脸地叹了口气，“就好像是我们不让那群乡巴佬来玩似的。”约内斯库就是那个又讨厌又自大的后勤负责人。

“我看咱们最好抓紧时间偷懒。”我拍了拍手上的灰尘，然后和他一起朝不远处的小卖铺走过去，“我有预感，约内斯库八成会让我们趁着月黑风高没钱可赚的时候把大风车紧一紧。只希望到时候别有傻蛋摔断脖子。”

“大风车那么高，他妈的谁爱上谁上。”小吉说着竖起衣领，假装朝地上吐痰（只是假装，如果他的唾沫星子溅到地上，就算只有一滴，约内斯库也会杀了他），“就这么点钱，让老子卖命简直是痴人说梦。”

我们在没什么温度但却灿烂如春的阳光下慢悠悠走到了小卖铺前，开始各自翻出口袋里皱巴巴的零用钱。开小卖铺的老家伙认识我们这些扫灰工，但从来都懒得搭理我们。小吉买了一包烟，而我买了一包花生夹心巧克力豆，并拒绝了他慷慨分给我的烟。就在找零钱的时候，我习惯性地扫过摆在小卖铺边上的《罗马尼亚自由报》。那段日子里，这个动作已经成了习惯。我看到报纸就忍不住多瞧两眼，想看看维也纳的事情怎么样了。

最开始，我没看懂那堆外国字，但我一眼就看到了那张图片。那是一张脸部特写，黑色的罩头盖住额头，但却露出了大半张脸，刚好转向镜头方向。看起来